不能不说的人玉缘(下)

摘 要

是什么呢,是一种自然的遗珍,用了上亿年的时间形成、沉睡,就为了八千年前和兴隆洼人偶遇,这怎么看都是上演的“缘分”的戏码。

在与王者的关系方面,佛教的改变要更纠结和更不情愿一些:北方的政权比较强势,姚秦开始就设置僧官,直接以行政手段管理佛教,到了北魏明元帝时,僧统法果就带头礼拜皇帝,并说“能鸿道者即为人主,我非拜天子,乃礼佛也”。

缘的涅槃

在南方,桓玄命令僧团必须礼拜皇帝,慧远写了著名的《沙门不敬王者论》。它实际说明的重点是“佛有自然神妙之法,化物以权,广随所入,或为灵仙转轮圣帝,或为卿相国师道士”,说白了就是皇帝可能就是佛转世而来,那么拜皇帝即拜佛,听起来拽拽的,其实跟法果一个论调。相比于佛教,道教要识时务得多,寇谦之在改革北方五斗米道时,直接宣称国君就是道教的总首领,因此道民“不得叛逆君王,谋害国家”,从而让道教从贼教直接变身为顺民教。 在思想体系的改变方面,“玄学”本来就是儒家和道家合资的产品,道家又实用主义地引入了“因果报应”和“三世轮回”等原属于佛教的说法,以让道教变得更适合成为意识形态工具一些。佛教的改变就远比道教深刻得多,在北方,从《涅槃经》里译出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而“心性本净”论,这大大地契合了儒学“性本善”“重修心”的传统。重点是在南方,南方是玄学的天下,佛教要积极向玄学靠拢,这就要“般若”出马了,般若的那一点点中国味道就是它和玄学有相似之处。 玄学的发轫是王弼、何晏用《老子》解儒家的《易经》和《论语》,学说的主张是从无生有,也就是“无”是本原。这正投般若彀中,般若的核心正好是“缘起性空”,将将合适。此时佛学就像市场经济里的推销员一样,盯着大客户的思想动态搞推销,不惜改变自己产品的外观也要符合客户的审美。这时的客户就是这些玄学大师,因为他们同时也是政治世族,掌握着国家大权。《世说新语·假谲类》里记载了一个故事:东晋成帝时,支愍度来江东之前,曾与伧道人商量到江东怎么讲般若的问题,伧道人说“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得食”,两人“便共立心无义”说。几年后伧道人又寄信给在南方的支愍度说“治此计,权救饥耳,无为遂负如来”(这里的道人实际指的是僧人,在东汉至南北朝,佛教沙门在中国也被视为求道之人,亦称道人)。可见,后世那些不食烟火般的大德高僧们,他们的前辈在创业时也是为了五斗米折腰事权贵、人家爱听什么就说什么的。于是在南朝,最后就形成了一种局面,即佛学玄学化同时佛学也反向地影响着玄学,二者融合得十分愉快。

 

可知佛学的中国化就是从般若开始的,一路发展下来后,最终发展出了最本土的佛学门派——禅宗,这是中国人最为熟知的佛学,虽然它的真实身份更接近于儒、道化的佛学,而这一些的源头都是般若的“缘起性空”。在佛教里,各种经论和各个宗派均以“缘起”作为自己全部世界观和宗教实践的理论基础,成就菩提觉悟、达成佛的境界亦依赖于对缘起的认识。

 

“缘起”的梵文音译比较烦,叫做“钵剌底医底界叁温钵地界”,谓一切事物均处于因果联系中,依一定条件生起变化,以此解释世界、社会、人生以及各种精神现象产生的根源。之所以在最初的译经中把它意译成了“缘起”,大概上面说过的“缘都是丝织物,丝线通常用来系连物品,于是这个字后来又被引申出连接、连络之隐意”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果联系是佛教中一个核心的观念,缘字的被使用应该就是一种合理的选择。至此,缘在佛学中完成了意思的转化,从衣服饰件这种纯粹的物质名词上升为精神名词,开始蜕变成一种只可意会的境界。之后搭在般若的顺风车上,随着佛教在中国的生根落地,随着因果、轮回、三生、报应这些最直接、最通俗的理念在各阶层人心里的扎根,缘就越来越像我们文化里自主生长的因素。最终,当我们无法解释任何一种相互的关系,而又主观地想赋予它美好意境时,我们就会由衷地说——缘分啊!

 

人玉缘份之天人合一

 

关于玉,有一种说法自古有之,叫做“人和玉是讲缘分的”。不管你是玩玉的藏家,还是不懂玉的普通消费者,都会经常听到这句话,有的人认为这句话虚无缥缈,但更多的人还是深以为然。玉来自于自然界,它和人之间的缘分首先是人与自然的故事,其次才是它和人之间的故事。

不能不说的人玉缘(下)

红山文化三连璧

 

中国文化里还有一个著名的观念叫做“天人合一”,这个观念近年也甚是被推崇。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文艺表演部分的第一个场景,全场一片静寂,一束光打下来,古琴家陈雷激着白色古袍踞坐于光束之下,一几一琴,万籁俱静中一声古琴散音划破空寂。太古遗音回响,那一刻相信亿万人的心灵都微微颤动,都有与天地相合的感动。这是中国文化向外展示自信的开篇,除了古老空灵的琴声,传递给世界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意境。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根本问题,用古代的名词来说,就是所谓“天人关系”。春秋时代孔子讲“天命”,战国初年墨子讲“天志”,其所谓天指世界的最高主宰;

 

战国中期,庄子以天与人对举,战国末期,荀子强调天人之分,其所谓天都是指广大的自然;汉代董仲舒以天为“百神之大君”,所谓天指有意志的上帝;王充则以为天即是包括日月星辰在内的天体;宋代张载所谓天指广大无限的太虚,实即自然的总体;程颢、程颐所谓天指宇宙的最高实体。总之,多数思想家所谓天是指广大的客观世界而言,实即广大的世界。至于所谓人,则是指人类,亦即指人类社会。天人关系的问题即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强调天人统一的学说,用传统名词来讲,叫做“天人合一”。

 

这种学说导源于孟子。孟子提出“知性则知天”的命题,以为人的性是天所赋予的,性出于天,所以天与性是相通的。到宋代,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张载所谓天人合一,主要是指天道与人性的统一。程颐的学说与张载有所不同,他断言天道和人道是同一个道。他所谓天道指自然的普遍规律,他所谓人道指人生的最高准则,他认为二者具有同一性,以为自然的普遍规律与人类的道德原则之间,有一定的相应关系。《易传》提出天人协调的思想观点,《易传》的思想被认为是孔子的思想。《易传》中的《文言传》提出“与天地合德”的人格理想:“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大人即崇高伟大的人格,其品德与天地相合。先天即在自然变化之前加以引导,后天即在自然变化之后加以顺应。既能开导自然的变化,又能适应自然的变化,这样就达到了天人的协调。 ——以上摘自张岱年先生《中国哲学关于人与自然的学说》。

 

从张先生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之“天人合一”有两个核心观念,一个是天道与人之性合,一个是天道与人之德合。“道”是中国哲学与文化里至大的一个概念,最早老子《道德经》提出了道,还显得极为云山雾罩、不好理解,等发展到心学大师王阳明就说得简单易懂了,文成公说:“天理入于人心即为道”。这个已经是儒、道两家的合资产品,基本就是天道与人性合的意思。天道与人的道德相合则是自古“以德治国”的理论渊源,德通天道自然国泰民安。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社会的行为准则都尊重并符合自然的规律,那么现代文明病那些违背自然、破坏自然的病根当然就有得救了,这怎么能不好呢。所谓玉与自然与人的缘分也就是在这个与道德合的天人合一观上。

 

玉缘的源流

 

玉是什么呢,是一种自然的遗珍,用了上亿年的时间形成、沉睡,就为了八千年前和兴隆洼人偶遇,这怎么看都是上演的“缘分”的戏码。玉是石之美者。其实我们理解美,有两个含义,第一个是漂亮,第二个美是认为它硬。为什么漫长的旧石器时期没有发现玉,人和玉的缘分非要等到很久以后的新石器时代才到来?因为旧石器时期是打制石器,用的是打和砸的方法,在这些动作下,因为闪石玉分子之间的结构相对比较松,一砸很容易碎,俗话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即指此特性。所以在旧石器时代,在砸制石器的时候,玉石和普通的石头没区别,甚至还没有普通的石头好制作,因为它易碎,自然也就不惹人注意。

不能不说的人玉缘(下)

许家窑文化石器

新石器时代是磨制石器,玉才脱颖而出。这里就要顺带纠正一个关于玉的错误观点:常听人说某件玉器雕工不错,雕是绝对的错误,从古至今,制玉的工艺里面没雕的概念,只有一些工艺技法上带有雕字,像镂雕、透雕、圆雕,那也是借鉴了别的雕刻艺术进行的工艺技法命名。玉的基本工艺就两个字:琢、磨。《诗经》里面说:“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玉比君子,君子怎么出来的,琢、磨出来的,玉不琢不成器。到了新石器时代,有需要磨的时候,发现磨不动它,因为它的硬度很大。普通的石头磨着磨着就成型了,出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而这个石头,磨了好长时间了,费了好大的力气却没有变化。我们把自己还原成一个原始先民,此时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要仔细看看这个石头怎么回事,一看之下发现它与一般的石头不一样,漂亮,有光泽,有颜色,再用手一摸它挺油润,再摸一会儿它还会变温和,这就跟其他石头不同了,那个永远是凉的和涩的。这都是美感,视觉的美感,触觉的美感,石之美者就被发现了,而这些都是因为硬度才被逐一发现的美感。这些美感是什么呢?对,就是上一章说过的玉之德,自然里的遗珍通过人的劳动得以呈现,而它表现出的美又与人的德行紧密契合,这不就是上面所说的与天地合德的“天人合一”吗。

不能不说的人玉缘(下)

北阴阳营文化七孔石刀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考古发现,全世界的发展史都经历了新石器时代,也就是说,全世界的人,原始先民都干过这些磨石头的事情。全世界也有很多地方都有玉料,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不光是中国,很多的地方都有玉料。所有的文明里面,只有中国和玛雅发展出来玉文化,但是玛雅文化消失了。所以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玉文化,只有中国人,玩玉、赏玉、懂玉、爱玉,这是为什么?这在逻辑上颇难说通:到处都有玉料,都经历了新石器时代,唯一只有中国和玛雅,发展出了玉文化(也有学术观点认为北美大陆的先民是远古从中国区域迁徒过去的),为什么呢?也许有这样一个基本概念:一种基于实物的文化形成,要具备两个基本要素,一是东西要够多,二是人要够多。东西不够多体验者就不够,它就形成不了一种认识上的共性,没有这种共性就不会有文化起源;同样,东西够多,人不够多也形成不了这种共性。就是说可能是在那个时期,很幸运地只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既有一大堆很好找到的独籽玉料,同时又有一大堆必须天天磨石头的人,所以我们的玉文化才萌芽了,这简直就是缘分这个词的绝好注释。

 

玉文化一直伴随着中国文化生长,它不光体现在思想史的变迁和典籍的记载里,有些民间的通俗认识更有生命力,一直延续下来。当时代让玉走下神坛,那些和传统哲学伴生的文化因素不再具有实用性,进而成为文明的印迹只是供人瞻仰,而民间的这些反而愈发地鲜活,愈发地被现代人所遵循。像我们熟知的“人和玉讲缘分”,像“人养玉、玉养人”,这些也许没有什么哲学和文化史上的论据,更没有矿物学、化学和工艺学上的依据,但它们确实存在。去购买玉器时,大部分中国人都似乎凭着一种缘法,某一块玉可能一见就觉得冥冥中似曾相识,觉得必须把它带走,而这种感觉又分明地和单纯的喜爱不尽相同;而有些行家尽力推荐的玉自己反而死活没有眼缘,不愿接受。人、玉互养也是这样,毫无道理可讲,但很多人都有实际体会,自己身上所戴之玉和身体的状态非常贴合:人不精神玉便干涩;人的精神焕发玉便光润可见。这些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神秘色彩,或至少是浪漫的色彩,但生活与生命不就是因了这些色彩才有情、才有趣的吗?人和玉的缘分,确实是不可说而又不能不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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