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时代的来临

摘 要

其实,在几篇里已经零星地说过“礼”是什么,对中国社会的意义是什么。孔子曰:“夫礼,先王以乘天之道,以理人之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故圣人以礼示之,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在这里,孔夫子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思想:一个是天道与人情。

中国有一张名片。历来介绍中国的文字里,一定会有“礼仪之邦”四个字,位置还必然跑不出整篇文字的前两段,礼仪之邦就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名片。从来我们就以讲礼仪著称于世,任何一个国家都未曾像我们这样,有传承有序、精细繁缛的整套仪礼。不过,对于现代的很多人来说,一提到“礼”就等同于礼仪和礼节,甚至一提到“礼”脑海里就条件反射般地出现面带微笑、身穿旗袍的礼仪小姐,这些印象就不免流于表面而失其本意了。

一、“礼”为何物

其实,在几篇里已经零星地说过“礼”是什么,对中国社会的意义是什么。孔子曰:“夫礼,先王以乘天之道,以理人之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故圣人以礼示之,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在这里,孔夫子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思想:一个是天道与人情。“天人合一”是中国古老而核心的文化观,天与人的关系是历代大儒都要进行诠释的。在王阳明的“心学”里认为天理入于人心即为道,这是儒家关于天人关系发展到顶峰的一个理论,看来它的源头就是孔子的这个认识。让天理得以入人心的桥梁就是“礼”,“礼”是儒学之“道”的承载者。另一个是正。“正”是不偏不倚,落在实处就是公正,公正是所有健康、和谐社会的基础。其实“法治”也好,“人治”也罢,都是手段和形态,只要公正就都能带来和谐的社会,只不过人类历史证明,合理的法治更容易保证公正的长期性。《中庸》是《四书》之一,属于儒家最核心的理论基础,“中庸”是中国两千年来最高的社会法则,朱熹所注之《中庸》里,开篇即说: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所以“中庸”的本质是永久的“正”。而《中庸》正是由《礼记》中的一篇拆出来而独立成书的,是以“正”是“礼”之果,守礼则社会必正。

“礼”时代的来临

山东曲阜孔子墓

孔子被历代尊为“文宣王”,其后裔封为“衍圣公”。整个中国历史上只有孔家的这两个封号不受朝代更替的影响,就是因为孔子倡导的“礼”制,是农耕文明下各朝各代都必须尊奉的意识形态路线

“礼”时代的来临

中国传统建筑的巅峰 北京紫禁城三大殿

为什么守礼社会就能正呢?这就是我们在前两编里论述过的:“礼”之本质是规矩与秩序。国家像一个整栋的建筑,所有人都是这个建筑的构件,构件有大有小,要按一种规矩来安排这些构件,让它们该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然后紧紧咬合住,那么整个建筑就异常牢固。实际上中国古代建筑全部采用榫卯结构,从而极为坚固就是这个思想的具体物化。那种安排构件的规矩就是“礼”,按这个规矩把构件都入了位就形成了秩序,这个秩序就是构件组合起来的建筑骨架。骨架有了,再进行装饰和点缀,建筑最终就在坚固稳定中呈现出宏伟而壮丽的气象,这个建筑就叫做国家。

“礼”时代的来临

宋代建筑斗拱图

“礼”时代的来临

斗拱分件图

二、何谓周公之“礼”

用礼来构筑国家这座大型建筑的手艺据说创始于周公。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武王的弟弟,周朝建立和稳固下来的大功臣,他受封于鲁,是鲁国的先祖。《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周公最重要的功绩一共有四个。

“礼”时代的来临

山东宋山汉代画像石“周公辅成王”

  • (1)辅佐武王得了天下,《史记》里说:“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衅社,告纣之罪于天,及殷民”。他是武王伐纣祭天时把大钺者,也就是武王弟弟中排名第一的亲信。因此他在建立周朝中的功劳仅次于太公望。
  • (2)武王生病时,他“戴璧秉圭”登坛求告天和祖先,愿意以自己代替武王去死。这一番祷告后武王的病居然好了,而周公则“藏其策金縢匮中,诫守者勿敢言”,就是不让别人知道自己做了舍己救主这么大的好事。
  • (3)武王死,成王幼年继位,周公摄政。管叔与蔡叔带着商朝遗民造反,周公带兵讨伐平叛,有再造社稷之功。
  • (4)成王成年,他立刻归政绝不恋栈,“北面就臣位,匔匔如畏然”。

因为有这四大功绩,他死后“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成王不敢以其为臣下,所以“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成王事实上给了周公一个准周王的历史地位。可以说,虽然在后来的东周列国里,鲁国的国力一直不强,但却执文化之牛耳,以致最后能出孔子和儒学,根源都在于它的始祖是周公,在于鲁国完整地保存了一套天子礼乐的拷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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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和城垣遗址

《史记·鲁周公世家》里还有一句话:“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说(悦)”。这句话对于中国历史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昭示着“礼”时代的正式来临。《周官》是一部书,准确地说是一部制度,中国的第一部官制,这部书在后世有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周礼》。当然我们知道,现存的《周礼》大部分是西汉刘歆伪托周公而作,但《史记》成书于刘歆之前,看来当年周公确实是作了一部《周官》。而且做这部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有效管理社会,刘歆应该还是在周公的遗迹上进行的再创作。

《通典卷四十一·礼一》里说:“洎周武王既没,成王幼弱,周公摄政,六年致太平,述文武之德,制《周官》及《仪礼》,以为后王法。礼序云:‘礼也者,体也,履也。统之于心曰体,践而行之曰履。’然则《周礼》为体、《仪礼》为履”。《仪礼》也是一部书,里面记载的是各类典礼和重要事务的礼仪规范。《通典》的这段话就把我们对于礼的概念论述得非常清楚了:《周礼》是体,也就是基础与核心,《周礼》说的是什么呢——官制,也就是等级制度,就是规矩;《仪礼》是履,是在规矩下的仪式化的行为规范,它就是秩序。通过恪守这些仪礼,就能固守规矩,就能让社会处于秩序和稳定之下。这就是“礼”的真实内涵,我们今天所认知的是“礼”之履,就是仪礼的部分,而探究它“体”的部分才能对我们的文化核心有更深刻的认识。

三、“礼”从何来

这一探究,我们就先遇到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的“礼”时代为什么起始于周,而不是夏或者商呢?这后面原来是由比文化更为宏大的概念来做决定的,就是文明,是农耕文明决定了这个时点。原始农耕出现很早,至少在新石器晚期,也就是三皇五帝那个时候就广泛存在。但真正的农耕文明肇始于夏代之初,准确地说是大禹治水之后。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呢?两个因素造就的:一个是人的因素,另一个是物质的因素。农耕需要有技术和土地,这两点在此之前都不完备。

“礼”时代的来临

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出土锯齿刃石镰(距今约八千年前)

“礼”时代的来临

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出土石磨盘、石磨棒(距今约八千年前)

《史记·五帝本纪》里说:“帝舜曰:‘弃,黎民始饥’。而后稷播时百谷。”黎民的食物不足,帝舜命姬弃来教大家播种各种谷物。也就是说,在周人祖先后稷出现之前,人民确实是不具备播种谷物的技能的。后稷的出现,是农耕形成规模和常态的决定因素之一,即人的因素。那么为什么教民农耕这个历史使命会落在后稷身上呢?这里透露出来两个信息:一个是姬弃天生就喜欢研究种植,他是一个农业天才;再一个他在农业上最了不起的一项技术是“相地之宜”,也就是善于辨识土壤。知道哪些土壤适合于农业生产,然后“宜谷者稼穑焉”,他教给人民的主要技术也是这个。总结来说,后稷的出现让人民具备了两种重要的农业生产能力:一是掌握了可耕种的作物,二是掌握了选择土壤的技术。这样,使农耕之为文明的人的因素就具备了。

但人虽然懂得了何种土地适合耕作,奈何水灾频仍,可耕之地不多,农耕依然无法成气候。这就牵扯到了物质的因素,就是大面积耕地的不足,而这个问题也正好在后稷出现的同时解决了,背景就是大禹治水。《史记·夏本纪》记载:舜命禹治水,“与益予众庶稻鲜食,以决九川致四海,浚畎浍致之川。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补不足,徙居,众民乃定,万国为治”。在大禹受命治水后,他给身边的两个主要助手分了工:益负责跟着他战天斗地;而负责在他俩后方管理后勤、调配口粮、安定人心的是稷。此时的分工就已经露出了日后的端倪,治水成功后,“九川归于海,水退地平。于是浚畎浍(田间之沟渠叫做畎浍)”。这两句加在一起就说明,大禹从事的治水事业同时还是一项农田水利工程。所以,治水的成功就意味着农耕的物质条件成熟了——大批的可耕地出现。

“礼”时代的来临

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出土骨耜

于是,治水成功后,禹受禅成为王,而他如此安排两个助手的工作:“益主虞,山泽辟。弃主稷,百谷时茂”。虞是管理山川也就是负责基础建设的官员,稷是管理农业的官员——用现在话说就是:益当了建设部长,而弃当了农业部长。弃从此开始变成后稷,成为中国农耕之祖,正式的农耕开始了。不过好景不长,益没能顺利受禅,禹的儿子启接过了天下,夏朝建立。而后稷的儿子不窋继承了他的职位,不久“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去稷不务就是后稷的农耕事业不被夏王重视了,不窋丢了官,为了不再丢命他只好带领族人逃到了野蛮民族出没的地区,中国的农耕进程在中原王权地区划上了休止符。

不窋的孙子公刘,虽然身在戎地,但坚持恢复了本族农耕的传统,并带领族人南下,渡过漆水、沮水、渭水三条河流,最后来到了陕西境内找到了适于农耕的地方豳定居下来,从而奠定了周人繁衍的根基。这个“豳”就是现在陕西彬县一带,从此周人成为中国最早、最彻底的农耕民族。到几百年后,武王伐纣,周人打败了商业文明的殷人,农耕文明正式入主中原得以确立,成为嗣后三千年的大一统文明。

Ý商代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图 可以从此图看出,此时周族已是古公亶父的时代,已于岐山定居

一种文明就会塑造一种理念和一套制度,正是周人的农耕文明使得周朝一经建立,不旋踵就确立了“礼”的体系;也因为从此中国就一直处于农耕文明中,我们也就一直忠实地沿袭着“礼”的体系。农耕的生产方式要求稳定、权威和服从。农业生产不同于商业,只要天气不突变,通常一切都是可以预料的。春种、夏耨、秋收,只要按照定好的规矩,在某一时间用心尽力地把该干的干了,就基本可以得到想要的结果,这是一种有秩序的稳定。

而某一时间该干什么是由谁来规定的呢?是一种经验的传承,老一代人说啥时该干嘛就应该干嘛。因为老一代是从再老一代那里接受的经验,这些经验可能可以上溯到后稷。中国的俗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就是在告诫:传承下来的经验是多么的重要,在这些经验上形成的规矩是不可违的,违了就可能得不到稳定,进一步就可能得不到收成。因此规矩就是权威,就要服从权威。在这种逻辑下,大家自然应该自觉地在自己应该在的位置上,听从权威的经验,按照规矩耕作,最后稳定地获得收成,得到稳定的生活。这是农耕文明下必然形成的模式,这个模式基本已经囊括了“礼”的全部内涵。因此,最早和最长时间从事农耕的周人,很自然地“进化”出了“礼”的思想,并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迅速将其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也因此,“礼”的时代必然产生在周朝建立的这个历史时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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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嘉峪关魏晋墓画砖《牛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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