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儒相伴的玉礼器,儒的嬗变和玉礼器

摘 要

孔子敏锐地发现了社会变乱无休无止的根源是人欲难抑,而人的欲望本能,必然不愿意牺牲“礼崩”后带来的既得利益,因此“克己”是“复礼”的必备条件。只要人人(主要指贵族)都能克制欲望,把自己的既得利益奉献出来,就能共同恢复西周的秩序。但孔子没弄明白以下的两个基本问题。

儒、道、墨、法四家,对于如何重构社会,提出的是不同的路径:道家意在“超脱”,相信无为和自然的力量;墨家和法家选择的是“颠覆”,墨家用有原始民主味道的“尚贤”,颠覆周的宗法制度;法家以原始法治味道的“律法”,来颠覆“宗法”;儒家则是要“恢复”,把礼崩乐坏的局面翻转回去。所以,从根源上儒家就与另三家完全不在一条路上,因为儒出身于鲁国,是周公体系的直系血亲。我们以前说过,儒根本就不是宗教甚至连哲学都不是,因为哲学必解决两个问题:人从哪儿来?往哪儿去?而这两件事儒家压根就没兴趣管,所以没有儒教只有儒学。儒学诞生于春秋,它的产生动因就一个:周礼不存。

一、孔子的“复礼”

春秋是一个旧秩序开始崩塌、社会结构开始重组的时代,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思想的多元和道德感的降低,而儒家要为这些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是解决方案就必须实用,避免理论化。是以儒学的最初面貌只是方法论的集合——儒学的最高经典之一《论语》,就是孔子提出的治国、处世、修身的方法论总集。孔子的最核心的方法论就是:克己复礼。也许他的逻辑是清晰的:既然距离那个稳定、和谐的西周时代所去不远,那么想办法恢复到那个时代的社会模型就应该是最近的路。这就是“复礼”,复周公所创之“礼”。这对于别国与别人来说可能有难度,但对孔子和鲁国来说,在技术上并不算难。因为鲁国就是周公的国家,保留着天子礼乐的整套拷贝。

孔子敏锐地发现了社会变乱无休无止的根源是人欲难抑,而人的欲望本能,必然不愿意牺牲“礼崩”后带来的既得利益,因此“克己”是“复礼”的必备条件。只要人人(主要指贵族)都能克制欲望,把自己的既得利益奉献出来,就能共同恢复西周的秩序。但孔子没弄明白以下的两个基本问题。

  • 1.欲望是社会发展变迁的一大内因,欲望驱使人进行创造,创造推动生产力往前发展,并最终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因此孔子的克制欲望并回到以前是一种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反动。
  • 2.“礼崩乐坏”的核心原因在于信用体系崩塌了,只有恢复了信用体系才能治本。而信用既经破坏,就只能靠强制力和权威来重建,靠牺牲精神来重建信用是一种乌托邦。

所以,孔子的理论虽然占据了道德高地,但我们站在两千多年后的客观角度,却很不堪地看到:老夫子除了在本国当了几年并不成功的代总理外,就一直带着一群粉丝在各国之间游走,貌似德高望重实则极不吃香,理论也基本无人问津。

与儒相伴的玉礼器,儒的嬗变和玉礼器

 

吴道子绘孔子行教像石刻拓片

二、真实的周礼和玉礼器

当然,若客观地做一下分析,其实我们也很难知道孔子要复的那个周礼到底什么样子。“三礼”里《周礼》和《礼记》都跟汉儒有扯不清的关系,里面描述的所谓“周制之礼”,大概也只不过是后世儒家认为的那个最高理想。也许只有一个《仪礼》还算真实地记录了周代的一些礼仪。由此转回到玉礼器话题上就是:既然“三礼”的出身大部分不可靠,那么现存古籍里的周代玉礼器,就很可能并非是周代真实的“礼器”。《仪礼》十七篇,最为肯定是传自先秦古书而为汉人所辑录而成。《汉志》记载:“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这个《士礼》十七篇经汉朝儒家整理就成了《仪礼》。遍观《仪礼》十七篇,只有《聘礼第八》和《觐礼第十》中才能见到玉器的身影,并且只涉及六器中的四个:玉圭、玉璧、玉琮、玉璋。

在诸侯互聘和诸侯聘于卿大夫的仪礼中,玉器扮演的是最重要的信物角色,是双方承诺的象征。其中玉圭是核心信物,所有的聘礼中必有它,接受玉圭就代表着接受对方的请求或通知。其他的三种玉器则是玉圭的附加物,在不同的聘礼中以不同的组合出现,是为了加重仪礼的隆重性和承诺的庄重感。如《聘礼第八》中记载的君与卿图事之聘礼,璧、琮、璋就是作为圭的从属物出现:“……使者受圭,同面垂缫以受命。既述命,同面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缫,出,授贾人,众介不从。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束帛加琮,皆如初”。(盟本身也应视为一种特殊的聘)的物证,另一方面也是“礼崩乐坏”的证据:因为侯马盟书记载的结盟者连诸侯都不是,只是一些卿大夫,按照姚际恒的说法就更是一种僭越的做法。盟书本身由玉片书写,同时埋放盟书的瘞坑里还放有许多玉,是结盟后交给天地鬼神保管的信物,有玉圭、玉壁、玉璋等,也间接印证了《仪礼》的记载无君聘臣礼,故谷梁云‘聘诸侯,非正也’。至于列国自相聘,亦盛于春秋,周初无之”。按照姚老先生的看法,《仪礼》中关于聘礼用玉的记载,寓意着天子自堕身份,或诸侯僭越跟天子比肩,本身就是“礼崩乐坏”的注脚。不过,从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六器中的璧、琮、圭、璋一定是先秦时代真实存在的礼器,是华夏仪礼的重要支撑。

与儒相伴的玉礼器,儒的嬗变和玉礼器

山西侯马出土侯马盟书

上面说的是聘礼,再看诸侯觐见周王的礼仪,所用玉礼器也是璧和圭。璧、圭扮演的还是信物的角色:诸侯到达王城郊外后,天子命使者持璧迎接,诸侯先受璧再将璧还给使者,使者持璧回去复命;诸侯见到天子时,要先对着一块提前放置好的玉圭行礼,然后自取玉圭升座见王,王将圭授予诸侯。根据姚际恒对聘礼的抨击,可知这个诸侯觐见周王的礼仪才是传自西周的,是真正的“周礼”。

我们在第一编里说过,在古籍中《左传》和《诗经》是可以真正作为先秦史料的,从这两部书里可以看到不少关于璧和圭作为信物的证据。《大雅·韩奕》:“韩侯入觐,以其介圭,入觐于王”。这个可以直接验证《觐礼第十》。《文公十二年》:“秦伯使西乞术来聘,且言将伐晋。襄仲辞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临鲁国,镇抚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辞玉。’”(注:大器,圭璋也。)两相验证,足见《仪礼》中对玉礼器的使用,是符合东周时代事实的,《周礼》中那个神奇的礼天地四方的六器体系尚未形成。这既再次说明《周礼》非出先秦,同时也说明在东周这个儒学幼年期,原生态的儒礼与后来的儒礼是不同的,儒家还未与阴阳家合体。

三、儒的嬗变和六器的诞生

最原生态的儒学要求“克己复礼”,春秋、战国却恰恰是已经驶上了社会大变革轨道的时代,代表着纯净理想主义的“井田”和“五等爵”都已经开始被打破。孔子要复的“礼”是要在封建的基础上,维持一个等级固化、制度固化、道德至上的大一统稳定社会。但春秋以来的历史轨迹,却朝着正相反的方向前行:王室衰微,诸侯僭越,互为并吞攻伐;在封建的表象下,实际涌动着大一统的欲望与需求。但这种欲望绝不是孔子想要的“复礼”,而是建立在新的社会等级结构上的新型大一统。

这种建立新型大一统的欲望,推动了各种思想和制度的创新。“诸子百家”的时代就此来临,而怀有大一统雄心的诸侯国,就为百家的思想提供了实验的平台。在这场延宕数百年的罕见的大型社会实验中,孔子的儒家无疑不是成功者。原因就在于,它不是顺应改革的历史潮流,而是希望进行制度复辟。所以任凭孔子如何周游列国都没有用,因为诸侯们想要的是,在取代周天子的竞跑中如何领先对手并获胜。孔子却给他们提了一个南辕北辙的提案,让他们放弃这项刺激有趣的竞赛活动,这确乎有点与虎谋皮了。

在由社会实验支撑的诸子百家的思想竞赛中,最终获胜的是完全实证主义的法家。以法家立国的秦,最终“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孕育了几百年的新型大一统终于来临,它的名字叫中央集权,它的最高统治者则升级成了新一版的天子——皇帝。在中国古代史上的所有改革中,只有一次改革是成功的,就是法家商鞅在秦国的改革。而历史上所有儒家发起的改革,从王安石到张居正都没有成功,想来还是儒家从孔子那里继承来的,不愿改变、更爱复古的原始基因使然。

然而秦成于“法”亦亡于“法”,始皇帝以治秦人之法治六国之民,不旋踵而秦灰飞烟灭。这里面有一个深层的道理:法家之实证主义,用来进行国家间的竞争是极为高效的。但新的大一统既已实现,则历史格局亦随之生变,国家间之竞争已不复存在,大一统下需要的思想体系已经不同。我们说过,东周乱世的出现,是因为作为平衡点的信用体系崩塌了,要结束乱世就要重构信用,而重构信用需要的不是孔子说的道德牺牲,而是强制力和权威。那么,战国七雄竞争的实质就是谁能最快、最有效地建立强制力和权威。在这一点上,秦国选择的法家无疑是效率最高的,于是秦胜出了。不过法家的胜出就意味着法家的结束,因为信用体系成功重构了,社会又回到了需要“礼”系统的状态。后面要做的,必然就是孔子最想实现的“复礼”。秦未能认清这个大势,没有结束法家,所以它自己结束了。

与儒相伴的玉礼器,儒的嬗变和玉礼器

大泽乡起义图

与儒相伴的玉礼器,儒的嬗变和玉礼器

秦末农民战争图

汉初的统治者们显然也没有深刻分析体会秦亡的根源何在,误以为将秦的制度反向而行即可以长久大治。于是行政上复为封建,大封诸侯国;在意识形态上则尊崇“黄老”,这实际又是对历史潮流的反动。以此为因,很快“七国之乱”的果便呈现出来。至武帝亲政便已洞察,这其实是意识形态与时势不匹配造成的麻烦。于是武帝又小规模地、非武力地干了一次秦始皇的工作:以“推恩令”削藩,彻底结束了封建制,开启了嗣后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政体。武帝再次恢复了强制力和权威,重构了信用体系,“复礼”的儒家理想终于等到了历史的机遇: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后世以儒为国本的思想结构。

不过此时的中央集权,和数百年前的西周社会的大一统已经迥然不同,孔子的儒学若不加改变依然不合需求。因为封建制的结束就是明摆着,“周礼”代表的那个社会结构彻底回不去了。所以为了眼前这个千载难逢的上位机会,儒家悄悄地与孔夫子做了隐秘的切割,完成了它最为重要的一次嬗变。“六器”之说就在这次嬗变中定型,成为后世儒家礼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董仲舒以来,汉儒一直在对儒学进行改造,改造的核心在于明经。儒学在先秦本无经,到两汉间为将之改造为与宏大中央集权政体相匹配的意识形态体系,开始了明经之举。汉儒重谶纬、义疏,由董仲舒而至郑玄,《十三经》成型,儒终成宏博大学。但此儒已是为政治现实变身而来:刘向、刘歆父子伪托而作《周礼》,王莽即因之改制。“六器”之工整齐全,想必也是为了配合领导的政治需要。

与儒相伴的玉礼器,儒的嬗变和玉礼器

董仲舒画像

五行说起于战国邹衍而大兴于汉,则所谓“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的颜色,正与其五行方位相符。要知道在这几种颜色里,赤色之玉在自然界根本就不存在,这从又一个角度证明了六器的配置是为了新儒学定制的。此外,规整的六器之制被汉儒设计出来后,是否真的存在过,这实在需画一大问号:玉璜取自于组玉佩,玉琥或取之组玉佩或取之于兵符。这几乎就是明确地告诉我们,汉儒是在除现成礼器外的最高等级玉器里,挑了两样常用的或有点来头的补齐了六器,从而支撑住了他们创造的新儒与新礼。但遍观二十四史里对于历代真实吉礼的描述,璧、琮、圭、璋皆为吉礼的常器,而璜跟琥则很罕见真实使用的记载。可见六器作为一整套玉礼器的出场机会并不像它的原始设计那么多,它们见证的不一定是真实的历史而是中国思想史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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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玉文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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