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帝国和它的玉

摘要

至此,汉朝疆域北绝大漠,西逾葱岭,南至大海,东并朝鲜,奠定了中国版图的轮廓,是以“汉”也成为了华夏主体民族的名称。而陈汤的那句使人热血沸腾的名言“犯我强汉,虽远必诛”,也成了那个时代昂扬、自信的象征。

自嬴政“奋六世之余烈,吞二周而灭诸侯”,“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他超迈“三皇五帝”戴上了那顶“皇帝”的冕旒,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延宕两千一百年的新时期,就是中央集权制的时期。从民国学术界开始,把这两千多年叫做“帝制”时代。而从西方传过来的一个更为威风的叫法是“帝国”时代,而且根据历史特点把中国的帝制时期分作了三个大帝国。虽然这种分类法并不符合我们传统史学的审美,但还是很有其道理的,其中的第一帝国就是秦汉大帝国。

一、第一帝国与刘邦团队

秦八斤铜权

带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

所谓秦汉大帝国,其实也就是汉帝国。秦太短暂,只十五年国祚。但是整个帝制时代是由秦开启的,汉朝的政治制度、治理体制也是继承的秦朝,因此还是要把秦汉并称。而我们在这里就不再多说秦,主要说一说汉。

 

汉高祖刘邦像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汉的开场颇有些洋洋自得、衣锦还乡的架势,稍嫌小家子气,这跟汉朝的基因有关。一直有种观点,说汉高祖刘邦流氓、无赖出身,是一个草根皇帝。这大概源自《史记·高祖本纪》的几句话:“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在现代人眼里,好酒好色又不庄重,常常贼忒兮兮的,此人肯定不是什么好货。刘邦的流氓之谓就从此中而来,但实际上此语前面还有一句:“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这分明是刘备与宋江的合体。因此,刘邦应是一个胸有大志、豁达大度,而又不拘常节的人物。

湖北云梦出土秦代法律文书竹简 刘邦这些“吏”必要学习这类法律

刘邦的“不事家人生产作业”,也不代表他是个二流子,因为他有一份职业:泗水亭长。根据《续汉书·百官志》:亭的职责是“以禁盗贼”“主求捕盗贼”。这是一个基层治安机构,那么亭长就相当于如今的派出所所长。这就既可以理解刘邦为什么会执行“送徒郦山”的任务,也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廷中吏无所不狎侮”——今天的派出所所长,如果天天像个教授似的与所里警察相处,恐怕也是不行的。刘邦做的是秦朝的亭长,秦以法家立国,为吏必修习律法,否则不能上岗。所以身为治安官的刘邦既不是什么纯粹草根,更不会是一个完全粗鄙无文之人。

刘邦核心团队里的其他重要人物是干什么的呢?来看看建国后的两任丞相:萧何与曹参,这两个人是刘邦起家的关键。《史记·高祖本纪》说:“沛令恐,欲以沛应涉。掾、主吏萧何、曹参乃曰:‘君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听。愿君召诸亡在外者,可得数百人,因劫众,众不敢不听。’乃令樊哙召刘季(刘季即刘邦)”。没有萧与曹,刘邦得不到沛县(汉升格为郡)作为基地,他的“沛公”之名更是无由得之,因此,此二人是他最核心的团队成员。也正因如此,汉初的功臣在《史记》里进的大都是“列传”,这二位进的却是“世家”,与古诸侯等量齐观。萧何是沛县的主吏掾,也就是该县的人事局长;曹参是沛县的狱掾,也就是司法局长。这两个人都是典型的技术官僚出身,而刘邦是一个比他们级别还低的治安官,因此,建立汉朝的核心团队是一个技术官僚团队。汉朝的基因就必然带着技术官僚的特点,就是缜于务实、精于计算而缺乏思想性。

《史记·萧相国世家》:“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萧何的眼光精到,技术官僚出身使他深知,什么才是政府运行的基础。因此后来“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也因此,汉朝建立后完全继承了秦朝的典章制度、行政体系。而汉初君臣的这种集体技术官僚出身,也让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茫然而无所措。在最核心紧要的“正朔”问题上,开国君臣们并没有太当一回事,稀里马虎地认为汉与秦一样居“水德”,而服色居然就此“故袭秦正朔服色”(《封禅书》)用了黑色。袭被自己推翻的前朝正朔!这在两千年的帝制时代可称独一份。

二、封建的终结

连显示天命所归的五行之德和服色都如此不在乎,足见汉初的君臣真的不具备战略性的思考能力。因此,在关于统治之势的判断中就犯了极大的错误:他们认为秦的短命就是因为废“封建”,因此,只要恢复周代的“封建”,改正秦的这个错误就能安坐天下。于是,高祖甫一开国就分封诸侯王,开启了“封建”制度的短暂复辟。

汉初的诸侯王可是实惠、威风得很,各强势诸侯国拥有极为独立的财政体系,拥有赋役征发权、盐铁权和铸币权。也就是说,地方上可以闷头玩命挣钱,却跟中央没有多大关系。地方与中央之间的财政关系就是“献费”:按63钱/人向中央支付。我们甚至可以理解为,这是诸侯王向皇帝缴纳的“大汉品牌使用费”:我交了这个钱,我在自己地盘上干什么,朝廷也就别管了。长此以往会怎么样?历史早就有例证——大汉天子不过成又一周天子罢了。

好在汉初技术官僚一代已经逝去,坐久了天下的汉朝皇帝身边,开始出现有思想的战略家:汉景帝有了一个晁错,他看穿了“封建”的反潮流和可怕后果。在他的鼓动下景帝削藩,结果就是著名的“七国之乱”。晁错腰斩于市,成了自己政治理想的祭品,但天下治权也终于就此回到了皇帝手中。之后,中国最著名的帝王之一汉武帝刘彻登上了历史舞台,他用一手漂亮的“推恩令”,一层层地把诸侯王的“封建”地位消弭于无形。历史终于回到了秦始皇开辟的轨道上:封建制彻底结束,中央集权制彻底确立。

三、从黄老到儒术

秦以法家之术灭六国、并天下,遂以秦法御六国之民,结果不旋踵而亡。《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进入咸阳后,“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从那时起,汉的决策集团就奉行一个原则:除秦法。因此,汉朝建立后,作为秦朝国家意识形态的法家理论被抛弃,汉初的皇帝为国家选择的意识形态是“黄老之术”。

黄老之术产生于战国,尊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所以得名。他们强调“道生法”,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公正无私”“恭俭朴素”“贵柔守雌”,通过“无为”达到“有为”。这种“无为”观指导了从汉高祖到汉景帝的政策取向,实现了几十年的与民休养,造就了“文景之治”,给后来武帝的盛世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不过,这种“无为”的道家思想也多少要为汉初政治“弱干强枝”负一些责任。

 

西汉吴楚七国之乱图

汉高祖末年十诸侯王国

燕 臧荼 刘建 今北京地区。《汉书·地理志》:广阳国,高帝燕国,昭帝元凤元年为广阳郡

代 刘仲 刘如意、刘恒 今山西北部及内蒙古一部,即从太原至呼和浩特地区。《汉书·高帝纪》:以云中、雁门、代郡五十三县立兄宜信侯喜(《史记》记为刘仲)为代王。《史记·高祖本纪》:于是乃分赵山北,立子恒以为代王,都晋阳(太原)

赵 张敖 刘如意 今河北邯郸地区。《汉书·地理志》:赵国,故秦邯郸郡,高帝四年为赵国

梁 彭越 刘恢 今河南商丘及濮阳地区,北至山东东阿、聊城。《汉书·地理志》:梁国,故秦砀郡,高帝五年为梁国。《汉书·高帝纪》:罢东郡,颇益梁

齐 刘肥 今山东中、东部。《汉书·高帝纪》:以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郡七十三县立子肥为齐王

楚 韩信 刘交 今鲁南、苏北徐州地区。《汉书·高帝纪》:以砀郡、薛郡、郯郡三十六县立弟文信君交为楚王

淮阳 刘友 今河南太康至许昌地区。《汉书·地理志》:淮阳国,高帝十一年置。县九:陈,苦,阳夏,宁平,扶沟,固始,圉,新平,柘。《汉书·高帝纪》:罢颍川郡,颇益淮阳

淮南 黥布 刘长 今江西省大部。《史记·黥布列传》:布遂剖符为淮南王,都六,九江、庐江、衡山、豫章郡皆属布

(荆) 刘贾 刘濞 今江苏省大部。《汉书·高帝纪》:以故东阳郡、鄣郡、吴郡五十三县立刘贾为荆王。《史记·荆燕世家》:十二年,立沛侯刘濞为吴王,王故荆地

长沙 吴芮 今湖南省大部及广西一部。《汉书·高帝纪》:其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为长沙王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虽独长沙异姓,而功臣侯者百有余人。自雁门、太原以东至辽阳,为燕、代国;常山以南,大行左转,度河、济,阿、甄以东薄海,为齐、赵国;自陈以西,南至九疑,东带江、淮、谷、泗,薄会稽,为梁、楚、淮南、长沙国:皆外接于胡、越。而内地北距山以东尽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于天子”。从此《史记》的记载可见汉初中央与诸侯王处于明显的“弱干强枝”状态

当国家初步繁荣之后,道家理论显然就不再是合适的国家思想了。我们在本书第三编中提到过:当信用体系成功重构后,社会又回到了需要“礼”系统的状态,后面要做的必然就是孔子最想实现的“复礼”。而汉初并没有这样做,却复为封建,大封诸侯国,这是对历史潮流的反动,以此为因,很快“七国之乱”的果便呈现出来。至武帝亲政便已洞察,这其实是意识形态与时势不匹配造成的麻烦。武帝再次恢复了强制力和权威,重构了信用体系,此时必须改用与时势相匹配的思想体系来做国家意识形态。于是在大儒董仲舒的主持下,中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一件事完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唯一的国家思想。而汉高祖和他的队友犯下的核心错误,也随着这次国家“换脑”得以改正: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汉朝正式改制为居土德,尚黄色。

汉武帝刘彻像

四、武功的丰碑

经济上承继“文景之治”的仓廪丰足,思想上完成了与时相配的体系替换,再加上汉武帝这位天资上乘、尚武豪迈的皇帝。一切条件都在把汉朝往最顶峰推送:华夏的第一个昂扬盛世来临了,它的标志就是汉匈战争的胜利和对西域的开拓。武帝元光二年即公元前133年的“马邑之谋”是汉匈战争的开场戏,大行令王恢扮演了类似晁错的角色,以生命为祭品开启了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大戏。从此,大汉给予匈奴的不再是女人,而是钢刀和鲜血。

从元朔二年即公元前127年开始,汉武帝对匈奴发动了三次大战:河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公元前127年,汉武帝派卫青收复河南地区;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霍去病夺取河西走廊,受降匈奴右部十万人,设四郡;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各率五万骑兵分两路出击,卫青击溃单于,霍去病追歼左贤王七万余人,封狼居胥。两军共歼灭匈奴军九万余人,使其一时无力渡漠南下。自此,华夏民族第一次对北方的游牧民族取得了战略优势,这种优势迅速转化为对西域的控制力。

汉代铜斧车马和执戟骑士俑

汉代画像砖骑兵图

这两件文物直接见证了大汉的武功,对骑兵的运用能力是取得汉凶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也是对大汉国力的证明

从张骞通西域开始,汉朝联络大月氏、大宛,以和亲、通商的方式联合西域诸国,压缩匈奴的空间。公元前73年,匈奴转攻西域的乌孙以索要公主(即西汉嫁给乌孙王的解忧公主)。乌孙向汉求救,汉朝组织五路大军十几万人,与乌孙联兵进攻匈奴。公元前71年,再次联兵二十几万合击匈奴,大获全胜,直捣右谷蠡王庭。同年冬,匈奴出动数万骑兵击乌孙以报怨,适逢天降大雨雪,生还者不足十分之一。是时丁零北攻,乌桓入东,乌孙击西,匈奴元气大伤,被迫向西迁徙以依靠西域,西域再次成为双方争夺重点。双方反复激烈争夺车师之际,公元前60年,匈奴内部因掌管西域事务的日逐王先贤掸,与新任单于屠耆堂争夺权位发生冲突。日逐王降汉,匈奴被迫放弃了西域,汉建立西域都护府,完全控制了西域。

至此,汉朝疆域北绝大漠,西逾葱岭,南至大海,东并朝鲜,奠定了中国版图的轮廓,是以“汉”也成为了华夏主体民族的名称。而陈汤的那句使人热血沸腾的名言“犯我强汉,虽远必诛”,也成了那个时代昂扬、自信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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