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帝国和它的玉:思想的重组

摘 要

王莽的这一套用心血凝结出的思想体系,其政治实用性强到连再造汉祚的世祖光武帝都舍不得放弃,居然承认了仇人的成果:从光武建国开始,东汉赫然就是火德,尚赤色了。王莽研发的这套理论从此高居庙堂,指导了两千年的中国最高政治思想,汉朝也因此以“炎汉”而名于世。

战争从来都是昂贵的政治游戏,对异族的胜利要用对国力的损耗来冲销。所以汉武帝在历史上还得到了另一个名分——“穷兵黩武”,晚年不得不发布罪己诏来收拾民心。所谓的“武昭宣盛世”,也不过是给西汉的衰落和王莽篡汉埋下伏笔。公元8年12月,曾经的“安汉公”王莽,废西汉最后一位傀儡孺子婴(刘婴)为安定公,从“假皇帝”而“真皇帝”,改国号为新,正式建立“新”朝。

一、王莽创造的新体系

王莽此人,虽然被后世定性为史上最大伪君子,其实他对于意识形态的重视和认识水平超过了西汉的所有皇帝。甚至可以说,对于中国两千年帝制时代的核心统治学说而言,他才是真正的确立者。王莽是一个真正的文化痴人,他看不起春秋时代那些凭武力干掉君主上位的蛮汉,他要的是天下拥戴、天命所归的感觉,要的是重现古圣王的“禅让”盛事。为此,他用了大半生的时间重构整套“五德终始说”和帝王世系,使其真正融为一个逻辑合理的体系,这个大思想工程的操刀手就是刘向、刘歆父子。这对大学者父子穷两世之力,编辑、伪托出了一大批的所谓先秦古籍。经过了一系列的严密考据,最终成功地把汉高祖刘邦变成了帝尧之后,把王莽变为了帝舜之后。所以在后来王莽受禅时,就自称是受的汉高祖之禅而非孺子婴之禅,他只是在把当年尧禅让于舜的伟业再重演一遍。同时,王莽看中了汉武改居的土德。因此,根据刘氏父子排演出来的,逻辑强大的新版“五德终始说”,汉就成为由周之木德所生,克掉了秦之金德的火德,而把直承轩辕黄帝的土德给新朝让了出来。

王莽的这一套用心血凝结出的思想体系,其政治实用性强到连再造汉祚的世祖光武帝都舍不得放弃,居然承认了仇人的成果:从光武建国开始,东汉赫然就是火德,尚赤色了。王莽研发的这套理论从此高居庙堂,指导了两千年的中国最高政治思想,汉朝也因此以“炎汉”而名于世。

二、汉博士

经过短暂的中断,汉祚终于由汉景帝的后裔刘秀接续上,变身为火德的东汉建立。东汉的开国基因已经不再是西汉那样的技术官僚,而是实实在在的政治世家。因此,终东汉一代,世家一直是政治舞台的主人。直到宦官集团崛起,这二者的斗争,就左右了东汉的政治生命。因为缺少了西汉那样的草根阶层的鲜活感,东汉在政治上的总体气息是相对死板的,远不及它在文化和思想领域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巨大。

第一帝国和它的玉:思想的重组

东汉的建立者光武帝刘秀画像

东汉是儒学最终成为显学和大学系的时期,它以学术著称于史。但是要介绍东汉之学术,首先要提一个词“博士”。“博士”在如今,是在学习西方而建立的高等教育体系中,极高的学位。但它并不是外来语,是土生土长的中国词汇,已经有近三千年历史。《通典·职官九》记国子博士曰:

“班固云,按六国时,往往有博士,掌通古今”。博士起源于战国,当时把博古通今的大学问家叫做博士。此时博士还属于一种尊称而非官职,因此如今的博士,更大程度上是复了它最古之意。

“汉博士多至数十人,冠两梁。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宣帝、成帝之代,五经家法稍增,置博士一人。博士选有三科,高第为尚书,次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补诸侯太傅”。西汉的博士成为了一个正式的官职,多至几十人。获得这个官职的资格依然是有学问,但已经不是博学,而是专学,专一经即可为博士。而博士是典型的“学而优则仕”:优秀者可以在中央当皇帝的秘书;可以出巡地方当监察巡视组组长;如果只适合搞学术,那就派到各地给诸侯王当老师。

“后汉博士凡十四人,掌以五经教子弟,国有疑事,掌承问对”。东汉的博士固定下来只有十四个人,是一个固定的教职,并且向皇帝提供咨询服务,类似于如今能够进入国家级智库的那些学者。

汉朝历史上的第一个博士叫做叔孙通。叔孙通初为秦博士,秦末乱世里先后跟过楚怀王和项羽,后来又投了刘邦,被汉王拜为博士。他最著名的事迹是自荐为汉王制定朝仪,采用古礼,并参照秦的仪法而制礼。这活计可是萧何他们那群技术官僚干不了的,非得儒家的高手来干才行。汉高祖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王、大臣都依朝仪行礼,次序井然。刘邦大乐,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于是马上拜叔孙通为奉常(即太常),这是九卿之任并为九卿之首,部级高干。大概从这件事上,高祖认识到了博士的厉害,博士才成了高官的储备人才。

根据以上介绍,我们发现还有一个与博士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概念——经。这个经可不是现在和尚诵念的经书,而是传自先秦的各种经典古籍,当然以儒家为主。秦始皇焚书造成了国家文化储备的空虚,因此从汉文帝起,朝廷征集天下图书。因为当时天下尚存的先秦书籍太少了,能读到的人更少。因此,凡能通晓一部书籍的人就称为通一经,即可授为博士,也就进了这个高官储备库。

自古读书人里总有一批最有风骨的,也总有一批最热衷名利、不择手段的。很快献书之人络绎长安,其中有不少属于学术骗子:反正懂的人少,只要自己能把话说圆了,就能混成个博士。于是,就有了西汉博士的数十人之多,也造成了西汉的学术杂驳不清。到了刘向、刘歆父子号称发现了众多真古籍,他们就和这些博士进行了长时间的论战。依靠王莽的支持和授意,刘氏父子大获全胜,初步融合出了一整套儒家之经。同时,刘氏父子为了给王莽营建天命舆论,大造符瑞。再加上汉初近百年的尊黄老之术,使得符瑞和方术相融合,形成了谶纬之学。东汉完全继承了西汉末的这一套学术思想,因此,东汉学术就以“明经”和“谶纬”两途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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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阳汉墓壁画《车马出行图》

三、东汉学术

博士一职在西汉直接与做高官挂钩,使得太多伪学者、真官迷厕身其中。东汉吸取了这个教训,因此博士在东汉只是一个学术职务,并且定员十四人。为什么是十四个人呢?因为博士还是各通一经,但此时已经是因为经书种类大增而施行术业专攻了,类似于我们现在大学里的分专业设置。《通典·职官九》国子博士的注里,解释东汉的这十四博士说:“易——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氏;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各一博士”。儒学此时跟西汉一样是五经,但各经里有不同的学派,共十四个,因此置十四博士。因为这个制度,东汉一个著名的学术传统就出现了——著于私门。各门学术分别由一个博士研究、传承,最容易产生的结果就是在其家族子弟或直传学生的小圈子里一代代传承,一家只守一门学术,就形成了学阀。

东汉的选官制度是“察举制”,地方上举“孝廉”,孝廉要进京考核,考核通过了才能当官,而考核的内容里就有须明一经。于是,学阀的触角就自自然然地伸进了政界,最终产生了高门著姓。各大世族实现了对文化和政治资源的双重垄断,开了后来数百年“高门政治”的渊薮。当然,也不是没有异数出现,在文化的历史进程中,总是会由某些天才的出现来实现飞跃。儒学的又一次飞跃,就来自于东汉末年出现的一位天才:郑玄。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曾入太学攻《京氏易》《公羊春秋》及《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张恭祖学《古文尚书》《周礼》和《左传》等,最后从马融学古文经。游学归里之后,复客耕东莱,聚徒授课,弟子达数千人,家贫好学,终为大儒。党锢之祸起,遭禁锢,杜门注疏,潜心著述。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著有《天文七政论》《中侯》等书,共百万余言。郑玄所注经书,代表了汉代学术的最高成就,被称为“郑学”,对后世经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郑玄以毕生精力注释儒家经典,到现在完整保存下来的,有《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合称《三礼注》,还有《毛诗传笺》。失传后,经后人辑佚而部分保存下来的,有《周易注》《古文尚书注》《孝经注》《论语注》。此外,他还曾注《春秋左氏传》,未成,送予学者服虔,遂有《春秋服氏注》。《后汉书》本传总结郑玄的经学成就说:“郑玄囊括大典,网罗众说,删裁繁芜,刊改漏失,择善而从,自是学者略知所归。”自有郑玄,儒学乃成鸿篇巨制,东汉乃在华夏文化史上成一浓墨重彩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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