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帝国和它的玉:第二帝国缘讲

摘要

如此说来,被很多国人推崇备至和最想穿越回去的唐朝,实际是一个“胡”人穿着“胡”服,统治着一半以上“胡”人血统百姓的朝代。但似乎从未有人因此而公开质疑过大唐的华夏正朔身份。这就是因为,真正的华夏,就是这片土地上,自古以来各文化相互交融的成果。我们最灿烂的古代文明,正是在最大限度实现了民族与文化融合的第二帝国时代,得以呈现。在这个认知基础上,任何险隘的民族主义,特别是纯“汉”族主义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中华帝制史上的第二帝国以短暂的隋朝发轫,历经唐、宋,横亘七百年,它是建立在南北朝打下的政治、思想地基上的。至于南北朝,这个长达四百年的时期,却在大部分历史教科书上犹抱琵琶、吱唔其语,而它本身则纷乱如麻。但这个处在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之间的时期,确乎是第二帝国的序幕。

一、四百年的历史熔炉

先秦时代是华夏第一次思想高峰,也是第一个思想的大交锋、大融合时期。经过四百多年的熔炼,到第一帝国前期,终于形成了定型的统一思想形态,华夏文化的内核终于确定。曹魏与西晋既是第一帝国的尾声,又是南北朝的前奏。第一帝国的衣钵本由曹魏和西晋传承,但是一场“八王之乱”迅速击碎了西晋的一统天下。司马氏南渡,东晋在江南继续抱残守缺地看护着第一帝国的文化遗产。北方则陷入“五胡乱华”的十六国时期,华夏文化再次被打破,扔进了历史大熔炉里,去完成又一次的基因重组。

曹操画像

西晋实际上是亡于世家政治。司马氏能从曹魏手上接过政权,完全建立在世家支持的基础上。但当皇权要靠平衡世家而维护,内部就已经充满危机,只待蛮族的轻轻一撞就会碎裂。世家政治定型于曹魏,肇起于东汉。汉代作为大一统的王朝,必须找到一种相对公平和可规模性操作的选官制度。在中国人情社会的固有基因作用下,“举孝廉”这种察举制度最终在东汉确立为做官的正途。

但是察举毕竟是一种太具主观性的方式,为给其加上些许标准化色彩,曹魏创立了“九品中正制”,就是给察举对象分品、依品授官。定品的依据,按照设计理念是“家世”与“行状”并列,而定品的权力在中正官手里,中正官在曹魏时是由地方长官推任。可以看出这是一套以“道德”为基础的制度设计,我们知道在利益分配的政治实质面前,“道德”从来都是最靠不住的。于是间接实质性拥有中正权的地方长官,为了巩固自己在地方的权力,便纷纷将地方大族子弟定为上品。而大族子弟为了获得上品拥有做官的资格,也自然需要向地方长官投纳。“门生”这个词就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它代表着以利益为经、人情做纬编织的权势网成型。这张网在之后的四百年里,将草根阶层的精英通通筛出了权力体系。从此,高门大姓出身成为入仕并登上政治高位的必须条件,门阀政治随之根深蒂固。

之后“五胡乱华”,北方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遭遇十几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反复杀戮。此时的豪门大族在政治上无所作为,只能隐忍在坞壁中等待新时期到来。在南方,跟着晋室南渡的侨郡著姓,与江东的本土巨族一起撑起了东晋的格局,并成为北方士人渴望的“正朔”。所谓“王与马、共天下”便是形象的比喻,这个局面一直持续到南朝的梁末。北方高门的春天来自于北魏的汉化,汉化所需的典章制度要由士族高门提供。于是崔浩这批人登上核心政治舞台,北、南方的著姓同时迎来了政治生涯的高潮。

当然,高潮之后自然是退潮。在南朝,只要生于名门望族就能坐享高官,这种体制让世族阶层很快地堕落和腐化。他们日益沉迷于玄学清谈和骄奢淫逸之中,不再具有治理国家的真正行政能力。逐渐朝廷的真实权柄日益向台省之职转移,特别是“中书舍人”这个低品级的秘书类职官,反而成了承载相任的行政枢纽。至此,高门大姓在南朝,被来自底层的草根势力和皇帝联手对其权力边缘化。到了梁末“侯景之乱”,以及西魏“江陵屠城”并徙士人于长安,南朝士族消失殆尽,陈朝就成了南朝门阀政治的终点。

晋元帝司马睿画像

在北朝,崔浩等汉族高门主导的鲜卑汉化,虽然让北魏从“夷狄”一跃成为“中国”,但在文化拔河绳子另一边的旧有鲜卑贵族,也在蓄积着反抗的能量,最终军镇叛乱引发的政治分裂,让汉族高门的政治抱负终止。北齐以及初期的北周,在政治、文化上的“胡化”是很明显的,鲜卑军事寡头取代了汉族高门,主宰了北朝的政治。至此,形成于曹魏,延宕四百余年的门阀体系已成强弩之末,静待隋唐科举制的出生来让它灰飞烟灭。

二、从汉到胡、从胡到汉

在门阀政治由盛而衰的四百年里,还有几件对未来第二帝国甚至未来中国十分重要的事情在慢慢地发生。一个是品官制度和三省六部制的产生;一个是鲜卑汉化的道路选择;另一个是儒、佛、道的思想大融合,这个我们已经在第一编的“不能不说的人玉缘”一章里有了详细介绍。当秦汉以降的三公九卿制的选官基础(察举),已被门阀政治所异化,也就意味着这个制度本身必然将被淘汰。

我们在本书的第二编《贵人的宝玉》一章里,介绍了中国官制的演变,在里面大致讲了三省六部制是如何在南北朝时代产生的。与这个官制改革同时进行的,还有品官制的产生和确立。品官就是我们最熟悉的那个官僚等级制度,它虽然也是从曹魏时就萌芽了,但形成稳定的制度,还需经历整个南北朝时期的起起伏伏。对比各政权品级的设置,可以清晰地发现,品官制的产生确实是作为一种平衡机制,用来对冲三省六部制和三公九卿制之间的龃龉。

由此,完全可以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品官制的初期,就是一个三省六部夺三公九卿之权的制度减震器,用以安抚原来占据了三公九卿之位的高门世族,减少政权的震荡。直到第二帝国的晚期宋代,作为宰相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才和三公比肩,成为正一品。六部尚书也才小升一级变为从二品,等于还是个厅级干部却干着部长的工作。直到清代,他们才堂堂正正地跃升至从一品,符合了自己部级高干的身份。

所谓“五胡乱华”,指的是在北方割据一方、轮流坐庄的五个建立了政权的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其中,最为活跃、建国最多的是鲜卑族,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北燕、南燕、南凉、西秦、北魏七个国家。

而北魏最终结束了北方的分裂、割剧,正式开启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更为重要的是:真正为第二帝国奠基的正是北魏,准确地讲是北魏的汉化。五胡而曰“乱华”,是因为几个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无不以征服者和蹂躏者的姿态对待华夏文化。他们恣意践踏第一帝国的政治、思想遗产,根本不想在华夏之地行华夏之教。在北魏之前最有实力、并曾短暂统一北方的政权是前秦,而前秦在思想领域最为著名的工程却是翻译佛经。因此,虽然东晋偏安江南,却因为保留着华夏文化根脉,依然是天下人心中的“正朔”。而北方的这些胡人政权,则没有一个最终维持了稳定的统治,直到北魏建立。

北魏的拓跋氏似乎从一开始立国,就意识到了其他人的这个错误,开国不久就开始与留在北方的汉人士族合作。此时,出现了北朝第一个思想体系重建者——崔浩。崔浩出身汉族高门,为曹魏司空崔林之后,历仕北魏道武、明元、太武三帝,官高至司徒。他是太武帝最重要的谋臣之一,对促进北魏统一北方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他最大的功绩是注“五经”,在北朝重塑了儒学的思想体系。对此,他自己也曾向太武帝表说:“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孝经》《论语》《诗》《尚书》《春秋》《礼记》《周易》。三年成讫。复诏臣学天文、星历、易式、九宫,无不尽看。至今三十九年,昼夜无废”(《魏书·崔浩列传》)。可以说,崔浩是北魏汉化的源头,以及为第二帝国奠基的第一人。

崔浩画像

三、第二帝国前奏

从文明太后开始到孝文帝迁都洛阳,北魏的汉化成为了坚定的国策。北魏因此取得了对南朝从军事到政治的全面优势,但也激起了鲜卑军镇的反抗。最终,北魏分裂成东、西魏,两个军事强人高欢和宇文泰各据一边,很快就演变成了北齐与北周的对峙。北齐虽然继承了北魏的典章制度,但出于对北魏消亡原因的简单认识,实质上选择了汉化的反向——胡化,回到了北魏以前少数民族政权的道路上。因此,在当时中国版图上的新三国演义里,最为强大的北齐实际上是最为逆历史潮流的,也自然是一个泥足巨人。

Ý河南巩县石窟第四窟:帝后礼佛图浮雕 自记述北魏孝文帝礼佛的龙门石窟“帝后礼佛图”20世纪被盗卖到国外,这就成为国内尚存的唯一记述北魏皇帝礼佛的大型石窟浮雕。它记录了北魏迁都洛阳开启了汉化道路后,所迅速取得的文化盛况

宇文氏的北周一开始也有胡化倾向,但很快回到了正确的轨道。此时,北朝史上第二个思想构建师出现了,就是著名的苏绰。苏绰深得宇文泰信任,拜为大行台左丞,参与机密。他为改革制度所草拟的《六条诏书》,宇文泰立于座右,令百官习诵。并规定不通计账法及六条者,不得为官。晚年,苏绰奉命据《周礼》改定官制,未成而卒。

苏绰的平生最大功绩《六条诏书》奠定了北周的政治、思想基础,其主要内容是:治心身,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这六条虽然简单明了,但却已经包含了儒学的基本原理。以其为治国之纲,无疑是对孝文帝汉化路线的坚定继承。因此,行之经年就有了据《周礼》定官制的标志性汉化举措。至此,鼎立的三国中,华夏正朔的位子已经悄然向北周转移。北周因此虽处关中,实力弱小,但未需太多时日便东入洛阳,北方再次一统。北齐继承的北魏典章尽入于北周,再加上当年宇文泰攻陷江陵后,驱十万南朝士人入长安,也带来了南朝所继承的第一帝国文化遗产。北周在苏绰搭建的汉化龙骨上迅速填上了血肉,华夏的第二帝国已经呼之欲出。

后面的历史故事是国人都非常熟悉的:杨坚捡了北周的“漏”,受了自己外孙之禅建立了隋朝,很快攻灭南陈统一了南北,第二帝国正式登台。几十年后,隋失天下,唐拾隋祚。再三百余年,天下复乱,五代十国数十年。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宋朝,两宋三百多年,最后亡于元,第二帝国谢幕。不过在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一个很多人没有充分意识,但是意义重大的问题:第二帝国从何而来?

唐太宗李世民画像

作为第二帝国最伟大君主的李世民,他的穿着完全是进化而来的“胡服”

四、融合的力量

可能读者会很奇怪这个问题:上面明明已经用了很大的篇幅讲述、分析了南北朝的政治、思想演进,不就是在推演第二帝国的缘起吗?是的,我们现在就是要给这个缘起做一个最终的总结:第二帝国依然是遵循了中国文明的核心基因——它是从融合中而来。南北朝四百年的时间是一个历史大熔炉,它把第一帝国本身就是通过融合而形成的华夏文化,再一次回炉锻造。而这个锻造绝不只是鲜卑少数民族的汉化历程,同时也是汉文化融合少数民族文化的历程。

当这个锻造成功后,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就是一个延宕七百年的第二帝国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古代文明既达到了它文化的最高峰,也达到了它经济的最高峰。而其实,它已经不纯是汉朝代表的那个“汉”文化了 。比如它的服饰,唐朝除了礼服和朝服还是汉式的“深衣”外,它的常服则几乎全部来自“胡服”系统:幞头、圆领、长靿靴。这是典型的适合骑马的胡人服饰,但它却成为唐以后的标准汉人士大夫阶层的装束,一直到明朝。再比如更直接的血统:从杨隋到李唐,皇室皆出北周鲜卑八柱国的关陇集团,严格上来说全部都有胡人的血统。更别说北方经过四百年的胡汉通婚、繁衍,造就了基因大融会,已经没有什么所谓纯粹的“汉”人了。

如此说来,被很多国人推崇备至和最想穿越回去的唐朝,实际是一个“胡”人穿着“胡”服,统治着一半以上“胡”人血统百姓的朝代。但似乎从未有人因此而公开质疑过大唐的华夏正朔身份。这就是因为,真正的华夏,就是这片土地上,自古以来各文化相互交融的成果。我们最灿烂的古代文明,正是在最大限度实现了民族与文化融合的第二帝国时代,得以呈现。在这个认知基础上,任何险隘的民族主义,特别是纯“汉”族主义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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