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帝国和它的玉:唐风宋韵

摘要

当然,仿古玉和假古玉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仿古玉是仿造古代的形制,但并不标榜自己为古玉;而伪古玉则不但仿古玉之形,亦仿古玉之“老”,目的是当作古玉来牟利骗钱,这就是后世“假古董”之滥觞了。宋代仿古玉的制作是由官方带动的。北宋和南宋的很多皇帝都喜爱古玉,刻意多方觅藏。因此,宗正寺玉牒所、文思院上界和修内司玉作这三个制玉机构,在生产当朝使用的玉器之余,还都专门仿制三代古玉,供宫廷赏玩。

第二帝国在中国玉器史上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的玉器,无论哪一种都与现代人没什么交集:那些时代的玉器上,附着的是思想史的变迁,体现的是精神世界里最根本与最核心的部分,是高高在上的。但是从第二帝国开始,玉器进入了“世俗器”的时期。除了已经被固化下来的礼制用玉,还在它们既定的位置上,完成着它们的使命。其他新增的玉器品种,以及新增的玉器式样和花色,都不再关乎思想和礼制,只关乎世俗的审美和享乐的需要。从此时起,玉开始走入凡间,开始成为被现代人好理解的“玉”。这些变化,都来自于唐朝的开放与崇外。

一、玉之唐风

开放与崇外,往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的根源在于:自己传统的文化基础被破坏,而还未重构成功。此时,开放在带来活力的同时,往往也带来对于外来文化和物质的追捧和迷信,就造成“崇外”。等到自己的文化重构完成,崇外就会结束,但崇外的痕迹会留下。它的一部分基因会被文化重构的过程吸收,最后融入本土文化。在后人眼里,它就已经是传统的一部分。唐朝的前面是华夏文化被打破的四百年,它正处在文化重构期的前端,再加上身上还有一半的胡人血统未曾消磨,所以它的开放之势直接演变成崇外之风,这一点,我们在上面已经做了介绍。

唐代,在文化上的建树大概只能用文学来代表,准确地讲就是书法和诗歌。在文化最核心的思想领域,唐是乏善可陈的。就因为它只是文化重构运动的早期,是以接受外来文化冲击为主的时期。这种时期,通常文艺最为活跃。因为文学和艺术是思想的最外缘,它是最先接受冲击、引发剧烈化学反应的(就好像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样子,整个社会似乎都沉浸在文学的氛围中)。

表现在玉器上,就应该用两个字来总结——“唐风”。开放与崇外,让唐代的玉器出现了几个新的品种和文化取向,这些品种和取向,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的玉器。甚至可以说,它们在后面一千多年的时间里,逐渐发展为玉器的主流。在今天,它们反而成了中国玉器文化的代表。不过,它们确实是外来的文化基因,经过了第二帝国漫长的文化重构期才成了中华玉文化主干。但在唐朝,它们还很“原生态”,体现出来的是一股烈烈的文化碰撞之风。

玉之唐风表现在几个方面:

  • (1)珠宝化明显,“金玉同盟”开始;
  • (2)胡人的形象广泛出现在各种玉器,特别是还在表征礼制的服饰用玉上;
  • (3)佛教题材出现,成为玉器形制的一大宗;
  • (4)龙形变成了我们现在意义上的“龙”,为后一千多年的中华玉龙奠基;
  • (5)花朵纹与花鸟纹开始出现。

除了第二条的胡人形象是唐朝特有,在以后就消失了以外,其余的四条,无一不是我们当今玉器的特色和主流。这就充分说明两个问题:

  • (1)如今玉器的基本要素并不是原始的华夏文化,而是多文化基因融合而成的;
  • (2)现代人所喜爱与佩戴的玉器,它们的祖源基本都在唐代,确实是由唐开启了玉器世俗化的进程。

陕西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唐白玉镶金佩

唐宝钿玉带

陕西西安出土唐胡人弹琵琶带

唐白玉蕃人进宝带

二、开启佛、玉缘

我们在本书的第一编《不能不说的人玉缘》一章里,简单介绍了南北朝时期儒、佛、道三家的融合过程。佛教为了生存、发展,在初期不但依靠了“显法力”这样的术士手段,还经历了“依王者”这样的现实选择,结果还是遭受了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两次“灭法”的磨难。但到了唐代,佛教最终顽强地本土化了,并成为了大唐举足轻重的宗教力量。比如最具本土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它的北宗领袖神秀禅师,九十高龄还被武则天迎至洛阳,两代皇帝皆以国师待之;它的南宗领袖慧能虽僻处岭南,但在《六祖坛经》里明确记载,韶州刺史率地方政府的全体高层,都毕恭毕敬地来听他的讲座。

由此可知,佛教在唐初便已成大气候。那么佛教题材在各种艺术中全面铺开,就是题中之义。而在玉器里则应该是最后才出现的,这与佛教在中国的流传以及本土化进程是相呼应的。早期佛教在艺术中的表现形式,只能是自己的造像艺术,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石窟。著名的三大石窟,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它们的位置和艺术风格,正寓示着佛教进入中国的路线和本土化过程:佛教由西而东,从十六国开始就依附于最有实力的政权,因此石窟由甘肃经山西北部再到中原腹心。从石窟造像看,莫高窟的早期石雕,从装饰卷边到佛像面目、衣饰都充溢了犍陀罗风格,明显是处于佛教原生态还未本土化时期。到了云冈石窟,犍陀罗的痕迹已经很少,佛像的面部呈长方脸形,神态颇为刚毅,使人一望而可想见北魏鲜卑之风。至龙门石窟,只存小部分北魏风格佛像,大部分皆为典型唐代造像。其面貌、神态、衣饰、体态已经确确然然是大唐风貌:体态、面貌圆润;神态庄严、柔美;衣饰华丽繁复。由此可知,佛家之本土化已经完成,佛与唐的主流气息已经融合。

 

佛教基因对于艺术的浸润必然要由易入难、自外而内,首先是把自己的造像艺术先融合进主流,然后才能再用自己的元素去影响华夏本土的艺术。特别是像玉器这种承载着儒学“礼”思想体系的核心品类,更是要到汉地佛教成型后,才可能融进佛家元素。而且这是其身后思想体系转换的一种物化表现,自然不会一蹴而就,一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唐代玉器里的佛教题材,并不是后世最常见的菩萨、佛像等,而是处在佛教文化和华夏文化交集部分的那些,最具代表性的是“飞天”和“莲花”。

 

三、飞龙与花鸟

龙在唐以前的玉器上已经存在了很久,它甚至是第一帝国高等级玉器的标配形制之一。不过从红山的中华第一龙到商代的玉虺龙,再到战、汉龙形佩和龙首带钩,那些龙形都是抽象风格的,几乎与我们在明、清皇宫里随处可见的那种龙有天壤之别。唐代玉器上的龙:身形细长弯转,有脊毛,全身满刻阴线斜格形鳞纹;头前视,有分枝角;四肢,三爪足;尾从一肢后穿过;整体做奔腾状,张牙舞爪。这个就已经是我们熟悉的龙样了,由抽象而写实,由重意而重形,唐作为龙形的这个转折点,正代表它处在文化打破与重构的节点上。与龙相关的还有一个文化符号:皇帝专用的黄色,也是在唐代固定下来的。在唐以前,皇帝的服色与本朝所居的五德之色相同,也许是黄,也许是黑,也许是红。从唐开始,赭黄色为皇帝专用,它与龙形的变化一起,构成了后一千五百年的帝王标志。

唐黄玉夔龙纹镶饰板

唐玉龙饰片

我们现在去买玉器,特别是摆件或挂坠,有一种题材是一大品类,叫做“吉祥花卉”,什么富贵牡丹啊、花开并蒂啊、福禄如意啊等。就是以花卉为题材附会上一些吉祥语,这是一种坚决彻底的俗世审美,它的缘起就在唐代。玉器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唐以前,所用纹饰基本为几何形,以及人物动物型,从未有过植物型。而从唐代开始,花朵纹与花鸟纹初现,开了后世此类题材的滥觞。同龙形一样,这也是唐代处于那个重要文化节点的明证。

唐玉鹦鹉

唐牡丹纹玉梳

唐白玉鸟衔花花佩

四、玉之宋韵

宋是第二帝国的后半期,也是文化重构的完成期。作为标志,宋代是在东汉以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以构建思想体系著称的朝代,这个思想体系就是程朱理学。两宋理学,基本是由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创立的新儒学,传承于子思、孟子一派的心性儒学。它自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始成大观,其间经过弟子杨时,再传罗从彦,三传李侗的传承,到南宋朱熹集为大成。理学根本特点就是将儒家的社会、民族及伦理道德和个人生命信仰理念,构成更加完整的概念化及系统化的哲学及信仰体系。并使其逻辑化,心性化、抽象化和真理化,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又一次飞越。

这个新的儒学体系是将孔孟置于正宗,同时又把董仲舒阴阳五行,把张载、周敦颐、二程的观点,以及佛教的灭欲观和道家的哲学与思辨精神,融为一炉而来的。它跨有宋二百余年时间最终得以完善、确立,正是说明了,宋是在南北朝的思想大融合,以及第二帝国前期的外来文化碰撞基础上,重构了华夏文化体系,并由此延续到清亡。与此相对应的,在史学方面,宋代也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第一部官修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问世,它让中国增加了一个更有利于宏观审视历史的史书类型。同时,它明确了学史对于帝王和统治阶层的重要意义——“资以明治”。这也奠定了中国传统历史学的价值基础,让历史学在中国的文化思想体系中站住了重要的一极。

宋在文化上的这些功绩自然会映射到玉器之上。文化的重构完成了,各外来基因被融合进了新的华夏文化中。因此,由唐开启的玉器世俗化之路得到延续,但延续的是它的外壳——那些来自于外来文化的器形,而它的内涵已经是重构完成的新的文化了。因此,相对于唐风,我们对于宋玉的总结也是两个字——宋韵。也因此,宋朝虽然是一个缺乏和田玉料来源的朝代,但是宋玉却以做工精良、气韵雅致而在中国玉器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宋青玉龙柄八角杯

宋青白玉孔雀形簪

宋莲座玉佛图

宋持荷童子图

宋青白玉透雕双鹤佩

宋青白玉透雕折枝花佩

宋白玉卧鹿

五、“古玉”业的诞生

对于中国玉器史,宋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非常特殊的意义:从宋代开始,“古玉”出现了。古玉这个行业也出现了,相应的仿古玉和伪古玉这个行当也就出现了。从唐朝开始,玉的一个新的时期:“世俗器”时期开始。那么当唐宋之人,再去审视那些前代玉器时,他们会发现:这些玉器,与自己手上琢刻着花鸟纹饰的玉杯是截然不同的。因此,自然会自动把二者区分开,这样“古玉”作为一种正式的认知也就萌发了。其道理就如同,我们在电灯的照耀下再看煤油灯,我们只会把它视为“古物”。因为它与我们日常使用的电灯,已经是两个认识体系里的东西了,虽然它们都是用来照亮的。

因此,从第二帝国的视角去看以前的玉器,便都是名副其实的“古物”。但唐代还只是一个新时期的开场,文化尚未沉积。唐人更为关注的,是对新鲜外来事物的追逐,而不是对古物的审量与静思。所以,直到文化积淀愈发深沉的宋代,“古玉”这个概念才称得上真正诞生。北宋吕大临的《考古图》中采录了十四件古代玉器,这是古玉见诸图录之始,也是古玉作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单列文化事项的开始。

南宋青玉兽面纹卣

我们都知道,古玩或文玩行业存在的沃土,是要经济发达、生活富足、文化兴盛、兴趣雅致。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符合这几个条件的时期。因此,古玩行业的理论基础“金石学”就会在宋代诞生,并为文人士大夫所热衷。吕大临是其中第一位成就斐然者,我们熟知的女词人李清照的夫君赵明诚,也是个中高手。有了理论基础,自然就有了实践需要。于是古玩作为一个成规模的行业出现了,其中古玉自然是主要的经营内容。但是,我们知道,在第二帝国之前的玉器,并不是世俗的赏玩和使用之物,不可能像世俗化之后的玉器如此之多,能够有序传承下来或者被盗墓出来的就更少。因此,在强烈的市场需求之下,古玉的仿制和作假,也就是仿古玉和伪古玉的制作,作为一个行当正式出现了。

当然,仿古玉和假古玉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仿古玉是仿造古代的形制,但并不标榜自己为古玉;而伪古玉则不但仿古玉之形,亦仿古玉之“老”,目的是当作古玉来牟利骗钱,这就是后世“假古董”之滥觞了。宋代仿古玉的制作是由官方带动的。北宋和南宋的很多皇帝都喜爱古玉,刻意多方觅藏。因此,宗正寺玉牒所、文思院上界和修内司玉作这三个制玉机构,在生产当朝使用的玉器之余,还都专门仿制三代古玉,供宫廷赏玩。

上行下效,民间自然也就有收藏古玉的强烈冲动。宋代是一个商业极为发达的社会,民间的玉作必然会跟着市场而动,必然会开始大规模生产“古玉”。当然这里就不一定都是仿古玉了,它的衍生品伪古玉应运而生。南宋文人周密的笔记和《宋史》里,都记载了宋代人对于古玉进行辨伪的事例。既然古玉辨伪之事,都已经足以在正史里占据一席之地,那么宋代造伪古玉不但为事实,恐怕规模亦不会小。看来,古今同理,在古玉收藏的发轫时代,造假、打眼、掌眼这三件事,就已经如孪生兄弟一样存在于世上。俱往矣,当年宋代制作的仿古玉也好,伪古玉也罢,在时间的琢磨下已经统统变成了真古玉。当我们站在历史面前时,也许很多事,都会自然而然地有它颇具后现代色彩的解释和归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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