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这两次变法的失败,原因竟然相差无几

摘要

康有为慷慨激昂的说道:“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笔者亦有言:“改革虽败,我中华有如此仁人志士,有如此爱国之心,足矣!”

1898年9月,慈禧发动政变,几位维新派核心成员被捕,标志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论及变法失败的原因,不妨先来看看古罗马的格拉古兄弟改革。

格拉古兄弟(约前160—前121年),伟大的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的两个外孙,古罗马共和晚期的改革家。公元前149年,第三次布匿战争爆发,前146年,迦太基灭亡。布匿战争后的罗马,奴隶制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社会矛盾也随之激化,矛盾最尖锐的莫过于土地所有权、债务、就业三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一系列矛盾,公元前133年,30岁的格拉古哥哥,提比利乌斯·森普洛尼乌斯·格拉古当选护民官,并立刻着手改革。

公元前133年12月,提比利乌斯出台了《森普洛尼乌斯农地法》,其目的在于给予沦为无产阶级的人民以土地,解决就业问题,由此而健全罗马中产阶级的基础。罗马的中产阶级一直以来都是罗马的中坚力量,稳定中产阶级可以稳固罗马的经济基础,提升军队的质量。为了落实《农地法》,一年的护民官任期是不够的,提比利乌斯打算竞选下一年度的护民官,但是罗马的法律规定除了大祭司外其他职务都不可连选连任。在竞选过程中,提比利乌斯的支持者和元老院派爆发了流血冲突,元老院发出“紧急事态宣言”,进攻提比利乌斯及其支持者,31岁提比利乌斯在混乱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是罗马共和国400年来从未有过的,因政治斗争而导致的流血冲突,罗马护民官所拥有的“人身不可侵犯权”遭到了践踏。

公元前124年,格拉古弟弟,盖乌斯·森普洛尼乌斯·格拉古当选护民官。为了完成哥哥为完成的事业,盖乌斯刚就任护民官就接二连三的出台法律。盖乌斯通过出台《陪审员改革法》,给予了骑士阶级一系列优惠政策,从而取得了骑士阶级的选票,这是弟弟比哥哥更高明的地方。因此,盖乌斯成功连任了护民官。获得了更多支持的盖乌斯,出台了更为激进的法案《公民权改革法》,意在赋予更多的人罗马公民权。这部法律触及了拥有罗马公民权的既得利益者的根本利益,特别是触及了对公民权特别敏感的元老院阶级的利益。在元老院保守派的阻挠下,盖乌斯在第三次竞选护民官时失利。由于盖乌斯的支持者过激的举动,元老院发出“紧急事态宣言”,赋予执政官出动军队镇压的权力。公元前121年,像哥哥提比利乌斯一样,弟弟盖乌斯也为改革而付出了33岁的生命。

以上是格拉古兄弟的改革,接下来讨论一下格拉古兄弟失败的原因。提比利乌斯的改革,简单来说就是将超出法律规定多借用的国有土地予以没收,再借给失去农地的城市无产阶级的平民。

盖乌斯的改革,其核心法案是通过建立殖民地,从而解决就业和土地所有权问题。但是这些都触及了元老院保守派的利益。盐野七生说过:“所谓无知大众,就是偏激的把一切出于政治目的——即使是很高尚的——行为都视为被私利私欲所驱使的人种。”人们无法正确区分目的和手段,格拉古兄弟的目的是对国家有益无害的,但是人们只看到了他们的手段,从而将手段目的化。

需要重视的是,格拉古兄弟都是在30岁时,当选护民官后,就着手改革,而且改革的方式是很激进的。格拉古兄弟出身于森普洛尼乌斯家族,他们的父亲和祖父都当选过执政官,都是为罗马做出过特殊贡献的人,格拉古兄弟的母亲科尔涅利娅和恺撒的母亲奥利娅都被称为“罗马妇女的偶像”,格拉古兄弟的外祖父是罗马卫国英雄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拥有如此显赫的出身,两兄弟若能利用护民官作为晋升的阶梯,到40岁时一定能当选执政官,到了那个时候,两兄弟都处于元老院体制内,他们的威望也会因10年的积累而达到高峰。此时再着手进行改革,阻力会大大减小。没有权力作为后盾,改革终将失败

1898年,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发起的戊戌变法,其事迹可谓家喻户晓,这里就不再叙述了,重点在于失败的原因,其失败的原因与格拉古兄弟改革失败的原因类似。光绪皇帝没有实权,近乎于慈禧的傀儡,维新派又多是年轻激进的政治新秀,没有政治经验与改革经验。康梁等人意图裁去冗官冗员,整顿吏治,但是却没有考虑如何安置大量的失业官吏,改革过激,触及了保守派的根本利益,不可能获得士大夫阶级的支持。

明朝末年,崇祯皇帝听取言官意见,撤销了驿站制度,为明朝节省了一笔可观的经费,但是却没有安置驿站的失业人员,从而导致了大量失业人员加入农民起义军,其中,李自成便是被裁撤的驿卒的一员。马基雅维利有过一句名言:“没有武力做后盾的先行者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维新派最后密谋向慈禧夺权,却没有值得信任的军队做后盾。正如恺撒所说:“人不管是谁都无法看清现实中的一切,大多数人只希望看到自己想看到的和想要的现实而已。”维新派只看到了“自己想看到的现实”,却没有深入考虑“无法看清的现实”,盲目改革,毫无章法。又如马基雅维利所说:“无论做什么,如果不能让所有人都感到可以从中获得利益,事情是不会成功的,即使成功,那也是短暂的。

”格拉古兄弟确实获得了短暂的成功,因为在改革之初,他们让所有人都看到了利益,或者说只触及了一小部分人的部分利益。随着改革的深入,矛盾便激化了。维新派改革之初,只要没有触及到慈禧的利益,任保守派如何向慈禧告状,慈禧都对改革不加干涉,因为慈禧大权在握,无所畏惧。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维新派竟染指慈禧的性命,触及到了慈禧的根本利益。如此改革,失败是必然的。

格拉古兄弟改革与戊戌变法的区别在于,格拉古兄弟拥有政治资本,却没有妥善的加以利用,急于求成,维新派连政治资本都不具备,改革却更加偏激;格拉古兄弟手握护民官大权,拥有人身不可侵犯权,拥有民众支持,而维新派要权无权,要钱无钱,要支持无支持,可谓之“三无”改革;格拉古兄弟改革的根本目的对于元老院保守派也是有利的,而维新派改革的根本目的对于保守派来说却是无法容忍的;格拉古兄弟改革时的罗马处于称霸地中海世界的上升期,主要矛盾集中在内部,而维新派改革时的中国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外矛盾都很尖锐。

值得肯定的是,即使困难重重,即使所有的条件都不如格拉古兄弟改革时期,维新派仍然敢于付诸实践,勇于探索复兴之路。林则徐有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维新派用行动证明了林则徐的话。

康有为慷慨激昂的说道:“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笔者亦有言:“改革虽败,我中华有如此仁人志士,有如此爱国之心,足矣!”

作者:献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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