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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的道德精神

世界上大概再也没有比称作成吉思汗这种人的性格再复杂的了。如果只看他的一个侧面,可能是超人的、天才的。可是从另一个侧面看又可能是恶魔式的,甚至是疯狂的。曾经横跨欧亚,震撼中世纪世界的这个征服者的性格,从被征服者的眼光看是无限憎恨的。用诅咒的眼睛看他,连人类的慈悲心也没有的残忍的、血腥的恶魔。而从征服者的立场看来,则评价为真正的宽厚仁慈。

成吉思汗被看成人类的灾难之一。他是 12 个世纪中草原游牧民对古代定居文明入侵的典型。确实,在他的先祖中不曾有人留下了如此可怕的名声。他使恐怖成为一种政体,使屠杀成为一种蓄意的有条理的制度。他对东伊朗的破坏在令人产生的恐怖方面超过了欧洲归咎于阿提拉的破坏。

不过,我们应该记住他的残酷主要是由于他那刺人耳目的环境造成的(在他周围是全突厥-蒙古种人中最粗野的兵士),而不是他生性残暴。这位蒙古征服者强制推行的集体处死构成了战争体系中的一部分。它是游牧民使用的一种武器,用来对付那些没有及时投降的定居民族,首先是对付那些投降之后又反叛者。糟糕的事是这位游牧者几乎不理解农业和都市经济的性质。在征服了东伊朗和中国北部之后,他认为通过夷平城市和破坏农田,使这些地区变为草原是很自然的事。

成吉思汗

勿庸赘言,在评价古人的行为的时候,我们要置身于那个时代,如不置身于那个环境,犹如身临其境是不行的。现在,我们排除自古以来就扣在他身上的的残忍、享乐主义的烙印,来考虑他。

首先他是个享乐主义者么?一千年之久的传统,即在文明的门槛边和古代农耕地边缘上寇掠。成吉思汗闲来无事,问了群臣一个问题:“什么是男人的最大快乐?”

博尔术说:“带着冬季脱掉、现在重新长满羽毛的灰鹰,骑着养肥的好马,穿着好衣服,在初春时节出去猎取灰头鸟,这就是我理解的最大的快乐。”

博儿忽说道:“放了鹰鹘,看它在空中用爪子击落的方式抓走灰鹤这是男子汉的最大快乐。”

忽必来的儿子们说:“打猎时放鹰,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成吉思汗哈哈大笑,对着群臣说道:“镇压叛乱者、战胜敌人,将他们连根铲除,夺取他们所有的一切;使他们的已婚妇女号哭、流泪,骑乘着他们后背平滑的骏马,将他们美貌的后妃的腹部当作睡衣和垫子,注视着她们玫瑰色的面颊并亲吻着,吮她们的甜蜜嘴唇,这才是男子汉最大的快乐。”

按照成吉思汗自己的标准,他应该已经享受到了男人的最大快乐,他的一生应当是比较完美的。所有曾经与他作对的敌人:答里忽台(泰赤乌首领)、札木合(札答阑部首领)、撒察别乞(主儿乞部首领)、脱黑脱阿(蔑儿乞部首领)、王汗(克烈部首领)、太阳汉(乃蛮部首领)、屈出律(西辽皇帝)、摩诃末(花剌子模沙)……最终都成为成吉思汗手下的亡魂。不计其数的美女:孛儿帖(弘吉剌部)、忽兰(蔑儿乞部)、也遂和也速干(塔塔尔部)、岐国公主(金)、察合公主(西夏)……传说他大帐中的后妃有 500 之多,一夜风流后抛弃的女子尚未包括在内。他一生破敌无数、攻城无数、女人无数,按照自己的话说,他应该是最快乐的男人了。

明代奇人黄宗羲曾经说过,历代帝王从来就是将“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这是通病,多说无益,只要专制制度存在,就无法根除。然而阅史论人,并不仅仅要暴露阴暗面,令后人引以为戒,更重要的是要看到阳光的一面,从中吸取积极的教益,为今天乃至未来提供帮助。

可是他又反过来,他一想到他的后代们将抛弃艰苦的草原生活而向往定居生活时,他悔恨地沉思:“我们的后裔将穿戴织金衣,吃鲜美肥食,骑乘骏马,拥抱美貌的妻子,他们不说:‘这都是由我们的父兄得来的’,他们将忘掉我们和这个伟大的日子!”

在这里他指出了人间的弱点。教育人们有自制心的必要。诚然,他也爱酒、爱色、爱马,但是最喜爱的还是狩猎。然而他有严格的节度。

按成吉思汗的生活方式、周围环境和种族结构,他似乎是一种思考型的人,具有健全的常识,特别善于权衡利弊和听取别人的意见。他对友谊忠贞不移,对坚定跟随他的人十分慷慨和充满深情。他具有真正统治者的素质–即游牧民的统治者,而不是定居民的,对于定居经济,他只有最模糊的概念。在这一限度内,他显示了对秩序和统治的天才。与粗野的蛮族感情融合在一起,在他身上还有一种高贵和崇高的思想,靠这种思想穆斯林作家们所“诅咒的人”获得了他作为人的适当地位。在他的头脑中,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对叛逆者有着本能的憎恶。那些背叛倒霉的主人而讨好他的奴仆们,被他下令处死。另一方面,他常常奖励他的敌人中对其主人忠贞不渝的人,并吸收他们为自己服务。

一言以蔽之,就是,成吉思汗的一生从始至终都是一个草原人。既不为绚丽的中国文明所诱惑,也不屈从于畏兀儿文明。更不醉心于西方伊斯兰文明。终生没学外国语。按生来的原样始终信仰撒满。经常敬畏上天,这样他作为草原人属于何种类型呢?说起来蒙古人是“其俗淳朴而专心。因此不自食其言。其法,谎言者死。故莫敢诈伪。”

成吉思汗,在当时的蒙古族,被当作一个道德的典范。他最突出的特征乃是对背信弃义的人有天生的憎恶,对忠诚不渝的人则天生的喜爱。他憎恨盗窃,盗窃者杀。决不容赦。虽然无神也无法律,但他们自动尊从自然法,他们对所有污浊的罪恶,不道德的行为是憎恨的。盗窃,撒谎被视为极端可耻的行为。他喜欢对主人是忠实顺从的,也是诚实、公正的。蒙古人憎恨盗窃,讨厌欺诈,忠顺于主君,是游牧民共同的性格。尊敬上天,款待客人与生活光明磊落都是成吉思汗所具备的。释放自己主人的纳牙阿得到他的重用,成为三大万户之一。“神箭”者别为着泰赤乌人的事业,射死了他的白马并射伤他,成吉思汗却提拔他做了千户,成为“四狗”之一。

1219 年的道教碑,是在李志常的提议下刻建而成,李志常于 1220-1223 年曾伴随著名的邱长春访问过这位征服者,碑文以道教的富于哲理性的语言细致地复述了这位游牧民的皇帝,以及他的生活方式和他的功绩给这位中国人所留下的印象:“天厌中原骄华大极之性,朕居北野嗜欲莫生之情,反朴还淳,去奢从俭。每一衣一食,与牛坚马圉共弊同飨,视民如赤子,养士若兄弟,谋素和,恩素畜。练万众以身人之先,临百阵无念我之后。七载之中成大业,六合之内为一统。非朕之行有德,盖金之政无恒,是以受天之佑,获承至尊。”

他把弱者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并坚定不移地保护他们。回鹘人、契丹人都发现他是最可靠的保护者。作为草原游牧民族的领袖,他对待朋友和托庇者的忠诚,是无人可比的。

《史集》和《秘史》把诸如此类的品质都归于他身上,强调他不仅在困境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而且他的统治是有健全的道德基础的。

在以往战争中的失败者们——回鹘人与契丹人——发现他是他们可信赖的保护者,正像以后的叙利亚基督教徒和亚美尼亚人找不到比他的孙子们更为可靠的保卫者一样。

在辽东,契丹王耶律留哥从一开始起一直是成吉思汗的属臣,他在与花刺子模的战争期间去世。当成吉思汗在甘肃进行他的最后一次战争时,耶律留哥的遗孀找到了他,成吉思汗非常仁慈地欢迎她,对她和她的两个儿子表示了慈父般的关怀。在所有这种情况下,这位身穿兽皮的游牧人,灭绝民族的人,表现出天生的高贵、极端的谦恭,是一位甚至连中国人也感到惊讶的真正贵族。作为高贵家族的显赫人物,在精神上他是一位国王,但是,比起其他人来,他并不是那么以自己飞黄腾达的生涯而趾高气扬的。

最尽管成吉思汗在政策上是坚定不移的,但是,他对文明化经验的声音并非充耳不闻。他的许多辅臣成了他的知心人:像回鹘人塔塔统阿,契丹人耶律楚材。塔塔统阿成了他的大臣,在末代乃蛮王宫中他也任其职,他还教成吉思汗的儿子们学习畏兀儿文。中国化契丹人耶律楚材成功地使他的君主有了一些中国文化的色彩,有时甚至避免了大屠杀。

在耶律楚材的传记中说,从蒙古人劫掠和烧掉的城镇中,耶律楚材主要关心的是收集遗书,其次是寻找药品,用来防治因大屠杀带来的流行病。

尽管他忠于蒙古政府和成吉思汗家族,但是,当他为某些被斥为有罪的城市或地区乞求宽恕时,他常常掩盖不住他的感情。“你还要为那些人伤感?”窝阔台总是这样问他。

耶律楚材机智、果断的斡旋常常避免了一些无可挽救的破坏。雷慕沙写道:“耶律楚材具有鞑靼人血统和中国文化,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天生的调停者。”他不可能恳求蒙古人施仁政,他们将不会听从他,他竭力地向他们证明仁政是上策,在这一点他干得很明智,因为蒙古人的野蛮行径主要是出于无知。

当成吉思汗在甘肃进行他的最后的战争时,一员蒙古将军向他指出,他新征服的中国人对他将是无用的,因为他们不适宜战争,因此,最好是把他们都消灭掉——几乎有一千万人——以致他至少可以利用土地作为骑兵们的牧场。

成吉思汗认为这一提议很中肯,但遭到耶律楚材的反驳,他对蒙古人解释说,从农田和各种劳作中可以获利,这种思想是蒙古人不知道的。他指出从对土地和商业的各种税收中,他们每年可以得到“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他说服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命令他拟定了各路的税收制度。

由于耶律楚材和成吉思汗的回鹘辅臣们的作用,蒙古行政机构的雏形在大屠杀中产生了。在这方面,征服者本人必定也有贡献,即对文化的一般性倾向。他似乎特别接近契丹人和回鹘人,他们是突厥-蒙古社会中文明程度最高的两支。

契丹人在不使成吉思汗帝国丧失它的民族性的情况下,向它引进了中国文化;而回鹘人能够使蒙古人分享额尔齐斯河和吐鲁番的古代突厥文明,和佛教传统的全部遗产。确实,成吉思汗及其直接继承者们正是从回鹘人那里学到了使用民政管理机构,正像他们从回鹘的大臣们那里学到了语言和文字一样。后来,回鹘文几乎没有多大变化地为蒙古人提供了蒙古字字母。

大屠杀已经被忘记了,而行政机构——成吉思汗的纪律和回鹤人的行政体系(或部门)的混合物——仍在继续。在经历了早期的严重灾难之后,这一工作最终将有利于文明。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成吉思汗的同时代人对他作出了如此评价。

马可•波罗说:“他的去世是一大遗憾,因为他是一个正义、明智的人。”约因维尔说:“他使人民保持了和平。”这些结论表面上看是荒谬的。由于把所有突厥-蒙古民族统一于一个唯一的帝国之中,由于在从中国到里海的范围内强行贯彻铁的纪律,成吉思汗平息了无休止的内战,为商旅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安全。

阿布哈齐写道:“在成吉思汗统治下,从伊朗到突厥人的地区之间的一切地区内是如此平静,以致一个头顶金大盘的人从日出走到日落处都不会受到任何人的一小点暴力。”

他另一个闪光点乃是拥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百折不挠的决心。从肯特山区到六盘山,从幼年到老去、直至死亡,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奋斗。这也许是他从逆境中崛起、最终超越群雄的首要因素吧!

更值得称赞的是他对法律,更确切地说是对纪律的强调。他的札撒在整个蒙古和突厥斯坦建立了一块“成吉思汗和平碑”。札撒在他的时代无疑是可怕的,但是,在他的继承者们的统治时代,札撒变得温和一些,并且为 14 世纪的大旅行家们的成就提供了可能性。在这方面,成吉思汗是野蛮人中的亚历山大,是打开通往文明之新路的开拓者。

曾经有一位西方的客人,看到成吉思汗带领的士兵待将领,竟然比信徒对待教主还要服从。那一刻他明白了为什么蒙古铁骑能够不顾生死穿越草原、戈壁、山川,踏遍他们想到的每一个地方。正是成吉思汗树立的铁一般的纪律和他创建的千户制度、札撒,使得蒙古骑兵变成当时最强大的武力。而之前草原上的匈奴、突厥、回鹘,虽然也雄霸一时,却不能如蒙古一般发动长期而持久的征伐,正是缺乏了成吉思汗的铁律和完善的制度。

成吉思汗的出现,使得蒙古高原第一次真正统一,从此不再分裂为别的民族,使得草原帝国的疆域第一次跨越整个欧亚大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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