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了吗?

2015年1月6日11:31:30 发表评论 13,098
摘要

袁世凯(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字慰亭,号容庵,汉族,河南项城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人物,曾是北洋军阀的领导人。辛亥革命爆发后,为结束南北对立,1912年1月25日,袁世凯及各北洋将领通电支持共和;2月12日,袁世凯逼迫清帝逊位,隆裕太后接受优待条件,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宣告终止;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员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在很多人看来,袁世凯从反革命到支持共和再到当选为中华民国的总统是为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然而笔者不以为然,笔者认为袁世凯当选为民国总统乃是实至名归!

袁世凯(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字慰亭,号容庵,汉族,河南项城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人物,曾是北洋军阀的领导人。辛亥革命爆发后,为结束南北对立,1912年1月25日,袁世凯及各北洋将领通电支持共和;2月12日,袁世凯逼迫清帝逊位,隆裕太后接受优待条件,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宣告终止;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员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在很多人看来,袁世凯从反革命到支持共和再到当选为中华民国的总统是为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然而笔者不以为然,笔者认为袁世凯当选为民国总统乃是实至名归!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了吗?

  一:革命党及革命本身

  从革命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来看,辛亥革命有其自身致命的局限性。

  首先,从南方政权的构成来看,是极其复杂和分散的,革命的力量包括资产阶级、秘密社会团体等,这些会党、秘密团体很多都缺乏先进的民主革命思想,以至于当时的南方政权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的革命政权,这也导致这些力量在根本利益上不可能同心同德,如在陕西,“哥老会成立的队伍多不服从调遣,更不愿意接受同盟会的指挥;而同盟会方面,当时又没有自己组成的完整的部队。”至于辛亥革命后宣布独立各省的封建官僚,更是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他们关心的不是革命本身,而是自身的根本利益,正如袁世凯所说的:“至各省纷纷独立,余观之与和议亦不甚暌离,当时政府之权利,既不能行于各省省会,其省会中必有数人宣布近于独立之政体,其实非全然独立,有数省,权尚在保守派之手,则迹近中立耳。其题目在推翻专制,其目的在保治安民,保护人民财产,愈言共和,愈言中立”。例如,在武昌起义胜利后,随着鄂军都督府的建立,同盟会就与那些封建投机分子展开了争权夺利的倾轧竞争,府下民政部长汤华龙委派胡瑞麟为财政司长,就职几天就被赶下台来,而汤化龙吓得不敢到部,使民政部成为一个名存实亡的机关。同时在那些所谓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的省会更是出现一些与革命不搭配的奇怪现象:山东巡抚孙宝琦是凑请清政府得到许可才宣布独立的,是一种“奉旨革命”,东三省总督赵尔專迫于压力干脆就组织一个“东三省保安会”,以“会长”代替“总督”,而这竟然也成为了一种“反清革命”;其他如甘肃都督宣布独立但却仍旧拖着一条长辫子,还禁止管辖范围内的民众剪辩,至于新疆都督袁大化则还保留着红顶花翎······

  如此不伦不类的独立现象,一方面说明了革命的不彻底性,另一方面也预示着这个政权在革命之后必将发生的动荡乃至濒临流产,这个占全国大部分疆域的新“革命政权”看上去似有吞吐清王朝之势,然其实质上并没有牢固的根基,可以说是“外强中干”,所以当它面临着袁世凯北洋新军的威胁时就显得不堪一击。

  其次,就革命的影响而言,还是极其有限且界限分明的。辛亥革命未能从根本上触动中国农村的封建势力,诚如列宁所说:辛亥革命后的农村和农民,是“非常闭塞,消极被动的,没有知识,对政治漠不关心”。也就是说辛亥革命忽视了作为最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的力量,虽然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带来了全国多省的独立,但那仅限于上层阶级(而且是极其狡猾、奸诈的阶级),而最憨厚朴实、最迫切改善自身命运的最下层民众并没有从革命中得到最实质性的“优惠”,他们的政治思想意识也没有得到“感染”,革命党人没有甚至害怕发动人民,致使劳动人民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温饱问题,不求政治权而只求生存权。因此,当统治上层闹剧频仍,派系斗争不可开交的时候,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政局的变动漠不关心,也无从关心。就连一开始为脱离专制,“不惜生命财产赞助辛亥革命大举”的民族资产阶级工商界,在后期“二次革命”中也对革命产生了极端的恐惧,甚至在一些地区,由商会出面,劝讨袁军“让城别走,以求安宁”。他们害怕战争影响其实业的发展,多方反对讨袁,表示“效忠政府,服从命令”。而对讨袁军无不表示冷漠和厌恶,起义省之商会、商团,或公开反对,或消极抵制。总之,一律“绝其资助”。由此不难看出,在新旧政权交替、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对于生活在中下层的民众来说,他们更关注的是自身的利益,而辛亥革命所倡导的“三民主义”、所勾画的“民主共和政体”对他们而言还不如“吃一顿饱饭”来的实在,而在我看来,在一个分裂的时代,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治,单靠尚处于“雏形期”的民主共和是很难实现国家的富强的,而对于辛亥革命来说,忽视或没有充分利用中下层力量的革命是很难取得成功的,这也是在与袁世凯对抗中其处于下风的重要因素。

  再次,从当时南北双方的军事实力对比来看,南方显然处于弱势。较之军费,袁氏政权不仅依靠着苟延残喘的清王朝“挟天子以令诸侯”通过各种税收来补充给养,同时还依靠与列强的关系向帝国主义国家借款以此来扩大自己的实力,除此之外,还控制着民间强有力的财阀如江浙财阀,使其没有后顾之忧;而南方政权则异常惨淡,为解决财政危机,孙中山曾一度发行过军需债券一亿元,但所及之地范围很小,且难于施行,致使“一场大动干戈的民国公债实际所募入款不过仅500万元而已”。之后孙又先后抵押汉冶萍公司财产、苏浙铁路等筹集军费,但相对于革命党人所需的巨大军费,无异于杯水车薪。负责前线战事的最高长官黄兴则因军费问题以致“寝食俱废,至于吐血······”在军事上,袁氏拥有比较健全的且对其忠心的北洋新军,其阵营统一,他们在根本利益上具有一致性;而南方政权,军队则没有统一的编制,力量分散,当时革命党人所持有的军队,不是旧时军队,便是绿林出身,大都军纪极差,新思想淡薄。特别是当越来越多的旧军官和地方实力派掌握了军队之后,他们或盘踞地方,或拥兵自重,很难调遣指挥。如1912年元月上旬,于南北停战即将期满之际,孙中山曾经拟就过一个雄心勃勃的六路北伐计划,但“终因中央财政的匮乏和革命党内部的响应寥寥而流产”。因此,可以说来,袁氏击败孙氏当上总统是以两者为首的各集团军事、经济实力悬殊的结果。

二:袁世凯及其北洋集团

  在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的过程中,袁世凯本人及其所掌控的北洋集团在其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从真正意义上推翻清王朝的角度来看,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是民国初年葬送清王朝的最直接的力量。如前所说,辛亥革命的组成部分极其复杂,且其能真正调得动的军事力量也非常有限,虽然武昌起义后,革命洪流汹涌澎湃,清王朝已到摇摇欲坠的地步,但在袁世凯转投革命之前,孙氏力量还不是清王朝的对手,虽然独立之省达17个,然北京方面依然控制着直隶、山东、蒙古,东三省等,且拥有装备完备的新军,武昌起义后,1911年10月27日,清王朝再授袁为钦差大臣统帅陆海军各部(尤以冯国璋、段祺瑞所部为主)开始反攻武汉,而革命军方面黄兴虽抵达武汉与清军激战,但汉口、汉阳再度被清军占领;此后,革命军虽于1911年12月2日攻占南京,但在袁世凯进逼武昌并先后提出南北停战议和的情况下,南方最终屈服了,1912年2月12日,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下,清廷正式宣布退位诏书,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正式结束。诚然,我们不可否认辛亥革命给清王朝统治所带来的打击,没有革命,清王朝也许还会苟延残喘若年,然就现实情况而言,袁氏力量在推翻清王朝统治过程中却发挥着很直接的也是很致命的一击的作用,不管袁世凯抱什么样的心态,假使他愚忠于清王朝,坚持镇压革命,或许“民主共和”历史还得往后推迟。因此,在推翻清王朝过程中除了看到孙氏的丰功伟绩外,袁氏政权的力量也不容忽视。

  次之,从袁世凯个人的角度来看,袁氏并非是守旧之人。立宪运动是清末新政运动的一个重大内容,由各种政治派别促成的这一股历史潮流,毫无疑问是中国政治体制近代化的一次尝试,而其时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不仅参与了此次运动并在整个运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官僚立宪派也得到了在野的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支持,早在1903年间,资产阶级立宪派代表张謇就亲自致函袁氏,以日本明治维新元勋伊藤、坂垣相期许,竭力请他赞成立宪事业。对于张氏的寄托,袁世凯也做了积极的回应,将其“预备立宪”的帖子“分条讨论,缮成说帖”。另外据张玉法说法,袁世凯对清末的立宪态度是积极的,也是当时地方官僚中“最为激进”的立宪势力。在袁世凯看来,要挽救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预备立宪。袁世凯的立宪主张得到了相当一批地方实力派的支持。著名的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就是在他们的推动下促成的---1905年5月底,袁世凯、张之洞等联衔光绪皇帝请求实行立宪政体,在反复斟酌之后,清廷终决定派遣五大臣分赴欧美考察,学习西方政治。1906年由考洋大臣提议的仿照立宪国的成例,使“立法、司法、行政各有责任,互不统属”的《新官制改革案》出台,围绕此方案,以袁世凯为首的赞成派和以载沣为首的反对派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在此基础上的两股势力的相互倾轧最终导致了“丁未政潮”,很明显,这场大争论中都包含有各自的利益盘算,但是从整个近代历史发展的潮流来看,以袁世凯为首的立宪派毫无疑问是对传统守旧思想的一种突破,在中国政治近代化上也起到了一定的加速作用。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在提出出山的六项条件中有两条就是开国会和成立责任内阁制,由于袁世凯对君主立宪的态度非常积极,因此在当时中上层资产阶级都对袁产生了良好的印象,并在其身上寄托了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希望,这也是为什么在辛亥革命爆发后袁氏能从革命党人手中夺取政权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绝非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由君主立宪倒向了民主共和,虽然其中更多的是为自己的权利地位谋划,但至少在表面上使“民主共和”成了一个统一的观念。因此,我们不难发现,袁世凯本人并不是守旧之人,某种程度上是顺应潮流(至少表面上是)的,而由此所导致的中上层资产阶级对其的支持则是其在民初取得革命政权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最后,从革命政权的过渡过程来看,袁氏当权实际上是袁世凯与革命党人之间所达成的一种协议、政治承诺。1911年11月30日,南方代表在汉口英租界地的顺昌洋行举行了革命军各省区的第一次代表会议,会上部分代表认为:清政府名存实亡,现在的问题不存在于革命军与清政府之间,而存在于革命军与袁世凯之间;为了避免更多的流血,应当说服袁以一举之劳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民国;如果袁愿意接受这个条件,革命军应当推举他为临时总统以促其成。12月2日,代表会议通过了“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世凯反正归来”的决议案;同时期,革命军鄂军都督黎元洪也写信给袁世凯称“公果能与吾徒共举大义,将见四百兆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12月中旬,革命党领袖黄兴也致电袁世凯称:袁世凯若能赞成共和,则“中华民国大总统一位,断是项城无疑”;汪精卫也提出保证:“项城雄视天下,物望所归,元首匪异人任”;除以上之人外,其后又有其他若干革命党人表达了同样的承诺。1911年12月29日,在孙中山宣誓莅职的前两天,其就致电袁世凯解释自己即将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原委,称:“文前日抵沪······固文虽暂时承名,而虚位以待之心,终所以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之渴望”,同时,就在孙中山宣誓就职的当日,1912年1月1日他再次致电袁世凯,表示自己“虚位以待”的诚意:“文不忍南北战争······文承各省推荐,誓词俱在,区区此心,天日鉴之,若以文为有诱敌之意,则误会矣”;南北谈判期间,迫于形势,孙中山在给汪精卫的复函中公开通电并昭示国人:“如清帝退位,宣布共和,临时政府绝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辞职,以公以能,首推袁氏”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13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正式提出辞呈,并举荐袁世凯以自代,电中称“今日本大总统提出辞职······且袁君富于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人才,故敢以私见贡荐于贵院,请为民国前途熟计,无失当选之人,大局幸甚。”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无可厚非,袁世凯从革命党人手中夺取政权自有其权谋与奸计在其中,但是或许我们也得承认自革命政权建立以来,革命党人就一直关注并对袁世凯寄予着“厚望”,孙氏的让权与其说是革命党人的妥协倒不如说是实力的不济,是一种很现实的“无奈”,而袁氏执掌政权既是实力所致,同时也是革命党人对其在法律上所给予的一种政治承诺,所达成的一种政治协议,更毋宁说是“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谁敢说袁氏在清帝退位上,在推翻封建帝制上没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呢?

 三: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

  从外部因素来看,袁氏政权有列强的支持。晚清民初的中国还是一个分裂、混乱的时代,列强为了各自的利益,极力寻求自己的代言人,因此一个政权的稳定的背后往往少不了列强的支持。而袁氏政权就是列强们所“心仪”的对象,成了他们的“宠儿”。辛亥革命发生不久后,列强们就积极联系袁世凯,为袁氏政权提供依靠,当时作为袁世凯秘书的在华西方记者莫理循在与友人谈到这一时期中国政局的混乱时就说到:“袁世凯是皇室唯一的希望,在中国有好声誉;在外国有好名声,是唯一可以从目前的动乱中恢复秩序的一个人”。而且列强们还认为“如果清朝获得像袁世凯这样强有力的人襄助,叛乱自得平息”,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和朱尔典一道,极力吹嘘袁是“弱国中的强人”,如果没有这个“强人”,中国社会秩序就难于保持,同时又极力散布一种收拾中国残局“非袁不可”的空气而与此相反,在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看来,当时的孙中山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捣乱分子”或者认为他只是“一个来自广东省的地方性人物”,“只是放大炮”,根本不具有领袖全国的资格。在外交上,列强采取了挺袁孤孙的政策,武昌起义后不久,英美驻华公使朱尔典、嘉儿恒等人纷纷拜见清室王公,敦促朝廷起用袁世凯。1911年11月11日,革命军外交代表伍廷芳电请美国公使劝告清帝退位,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外交总长王宠惠电请美国政府承认中华民国,但是美国都置之不理。相反,美国却看重崛起后的袁世凯,认为袁氏是一个理想的帝国主义傀儡工具,并开始扶植。后来袁掌握大权,首先承认中华民国的就是美国及美洲附属国列强。在经济上,列强表现得也异常明显,武昌起义后,孙中山曾紧急斡旋于列强之间,希望能够得到各国的贷款,以应付革命和新政权的巨额支出,但却没有成功,1912年12月底孙中山回国后,有人问孙带回来多少响和多少枪炮,孙笑着说“我带得革命精神回来!”1912年元月5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第五天,在其发表的《告友邦书》中,企图通过对列强的优待和妥协来换取列强对中华民国的承认以及获得在财政上的支持,但并没有“感动”列强,相反,各国政府却依旧通过他们所控制的海关和照原订的种种借款契约,资助着袁世凯。因此,不难看出,袁世凯取代孙中山有其外部的干扰,而这也是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重要因素。

  四:结语

  不可否认,袁世凯在政治生涯中抹不掉其大奸大恶的一面,但是从客观上讲袁世凯在推翻清王朝统治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直接和重要的,袁世凯从革命党人手中接管政权是实至名归的,有关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的说法是不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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