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玉器仰鬼斧:官、民两道

摘要

清代制度几乎全盘来自于明代,制玉也一样,绝大部分由内廷掌控。内廷机构如养心殿造办处、如意馆都设有玉作坊,直接制作玉器。但清代大宗的玉器生产则也是外包,外包的生产基地就不再局限于苏州一地,苏州、扬州、江宁、杭州皆是。当然最著名的还是苏州和扬州两地,所谓“天下玉工出苏扬”。因此,直到今天,苏州、扬州两地都是玉器制作的重镇,“苏州工”代表着最高的工艺水平。而这两地民间对玉器的认知也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在那里的古玩市场上,遇到高品质明清古玉的几率也远远大于别处。

唐代在三省六部制下依然保留着九卿,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认为,唐代的九卿实际是六部的执行机构。少府监还是九卿之属,而制做玉器的机构则依然在少府监之下,并且依然是“玉府”的直系血统,此时它叫做“中尚署”。它的长官叫作中尚署令,从六品上,大致相当于副局级官员。《大唐六典》:“中尚署令,掌供郊祀之圭璧,及岁时乘舆器玩”。这看似跟汉代一脉相承,其实不然。在中国的玉器制作史上,唐代是一个分水岭,从唐代开始玉器的制作有了两个显著的变化,并在后来的一千多年里逐步发展达到高潮。这两个变化,一个是制玉机构的内外多重化,另一个是制玉模式的公私合作化。

一、唐宋制玉

虽然在国家的典章制度上负责制玉的机构是少府监的中尚署,但到了中唐则出现了新的情况,就是宫廷开始自己插手珍玩的制作了。在安史之乱以前,唐玄宗李隆基是一位创造盛世的英主,他既敦文又修武,有思想、懂艺术,还是位情种。就像现在的二、三代富豪一样,这样的人必然能挣又敢花。因此,他一面大杀当时社会的奢靡之风,不许士庶服锦绣珠翠;另一面却在宫里设“贵妃院”,院内“织锦刺绣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熔造,又数百人”,同时还设了“内八作”,开了后世于内廷设珍玩作坊的渊薮。宋朝的修内司、明朝的御用监、清朝的养心殿造办处恐怕都是祖源于此。而“贵妃院”几百个从事“雕刻熔造”的工匠里只怕就有不少是琢玉之工了,更遑论还有个“内八作”。因此,除了朝廷法定的中尚署,肯定还有规模不小的内廷玉作坊存在。

中华玉器仰鬼斧:官、民两道

宋徽宗摹唐张萱《捣练图》

张萱似乎在玄宗开元年间做过宫廷画师,而捣练是丝绢衣物制作的重要步骤,玄宗下旨不许民间服锦绣,作为当时宫廷画师的张萱,自然最可能描画的是宫廷女工制绢,也许这些女工就属于“贵妃院”

从朝廷到内廷,作坊摊子铺得这么大了,自然工匠的需要量就很大,只靠官方工匠显然就不够了。因此,唐代开始,官方开始征用民间的匠人,并且逐渐成为了主流。唐代的官作管理机构少府、将作两监,就大量地使用民间的工匠服劳役,分为短蕃匠、长上匠、明资匠、和雇匠四种。

 

大概能符合玉器制作这种专业性极强,对个人手艺要求很高的条件的,就肯定是长上匠和明资匠两种。那么下面就得说一下真正做玉的人——工匠了。工匠在从唐代到元代以前的社会地位还不算很低,但是与农户相比,他们更容易受到官府的役使和盘剥,同时也被官府管制得更为严格。这种严格表现在两个地方:一个是不许改行,一户工匠,他们从祖上从事哪一种手艺便得世世代代从业,《大唐六典》里就明确规定“一入工匠,不得别入诸色”;另一个是能不能在自己的制品上署名由官府决定。原则上是不得署名的,允许署名的也并不是官府希望他们为人所知,而是一旦产品出现问题要根据署名追究责任。比如,唐代制作的兵器上都要署工匠之名,一旦发现质量问题就要按名追责。但玉器这种用于皇室、贵族以及礼神的顶级奢侈品是绝不许署名的。因此,陆子冈便真的是一个千古异数,想来除了他有神技可胁外,大概他生活于玉器已经世俗化,民间玉作坊地位也已大涨的明末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如果他生于唐代以前,则很有可能在第一次署名之时就一命呜呼了。

宋代是中国古代史上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顶峰,在玉器的制作上,更是直接把萌发于唐代的多机构并管制度给明确了下来,而且还有所发展。宋时的制玉机构,根据《宋史·职官志》记载一共有三个,少府监、文思院和后苑造作所:“少府监旧制,判监事一人。以朝官充。凡进御器玩、后妃服饰、雕文错彩工巧之事,分隶文思院、后苑造作所,本监但掌造门戟、神衣、旌节,郊庙诸坛祭玉、法物,铸牌印诸记,百官拜表案、褥之事。凡祭祀,则供祭器、爵、瓒、照烛。”

三个机构分工明白:少府监只制作玉礼器;文思院负责制作给朝廷用的玉器。《宋史·职官志》——“文思院隶工部,掌金银、犀玉工巧及采绘、装钿之饰。凡仪物、器仗、权量、舆服所以供上方、给百司者,于是出焉”;后苑造作所负责制作给后宫用的玉器。此时,少府监的地位已经愈发地衰落:北宋少府监还保留着一丝以前“九卿”的颜面,在三省六部制外维持一个相对独立的地位,是“五监”之一。南宋建炎时将作、少府、军器三监并归工部,绍兴十年都水监也并归工部,五监仅剩一国子监独立存在。至此,汉代的正部级单位少府,终于被它自己孕育出来的尚书省吞并,成了工部下面一个小小的副局级单位。

二、制玉的官、民合作时代

唐朝后期开始,中国玉器制作的另一条路出现,就是民作玉器。这与玉器的分期是合拍的,玉经历了史前的神器时期,从周到汉的礼器时期,从唐朝开始进入世俗器、装饰器的时期。相对地,我们就看到,玉器生产在东汉以前是严格掌握在朝廷手中。可世俗器时代的来临,玉器的华丽感一步步战胜它的庄严感,它的珠宝属性一步步取代它的礼器属性,因此民间制玉业就不可抑制地产生和发达起来。唐代还只是萌芽时期,我们在史料上还见不到直接的信息,只能从一些间接记载上进行推测。《唐会要》卷五一《侍中》条记载,德宗时,“上命玉工为带,有一 误坠地坏焉。工者六人私以钱数万市玉以补坏者,既与诸 相埒矣。及献,上指其所补者曰,此 光彩何不相类?工人叩头伏罪”。玉工为唐德宗制作玉带,不小心摔坏了一块带 ,于是六个人凑了数万钱从外面买了块玉来补。谁知道被皇帝看出与其他玉 不同,玉工们只得跪地认罪。

上面这个故事说明了几件事:首先,至少到唐代中后期,民间确实有买卖玉器的地方,也就自然有民间的玉作坊存在;其次,古代的玉器确实贵重,价格极高。我们知道,唐制皇帝和太子用白玉,因此六个玉工摔坏的一定是和田白玉的带 。而从外面买一块白玉带 要数万钱,唐朝皇帝玉带九 ,那么一条白玉带的价值就要至少三四十万钱,玉器是名副其实的顶级奢侈品;再者,唐代最富足的开元朝,一品官的月俸钱不过八千钱,最高级别官员数年的基本工资才能买一条玉带。这说明玉器成为一个可以规模经营的民间行业,条件还不成熟,因为购买力不够,形不成空间足够的市场。

这个情况,到宋代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宋代的经济成就达到了中国古代的顶峰,GDP高居世界之首,是一个繁荣、富足的商品社会。宋还采用高薪养廉之法,官员收入极高,一品正俸就高达惊人的每月四十万钱。唐朝官员自掏腰包买不起的玉带,对宋朝官员已是小菜一碟。市场基础有了,自然民间玉器制作、出售就成为了一个大产业。宋代吴自牧的《梦粱录》里记市肆有“碾玉作”;《东京梦华录》记录汴梁街头:“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西湖老人繁胜录》道及南宋首都的七宝社里有:“玉带、玉碗、玉花瓶、玉束带、玉劝盘、玉轸芝、玉绦环……奇宝甚多”。足见民间的制玉作坊规模已经相当可观。是以,以宋代为开端,中国的玉器制作进入了官、私合作的新时期。

中华玉器仰鬼斧:官、民两道

《东京梦华录》

少府监到元代寿终正寝,明代的玉器制作面临着机构洗牌。结果是属于朝廷的制玉机构日益式微,玉器的制作向内庭和太监手中集权。而民间玉作坊则大为兴盛,所以到明代,玉器的制作是在宦官的监管下,由官、民两方合作完成的。少府监消亡了,工部里剩下的制玉机构还有一个文思院。不过文思院也成了芝麻绿豆官,它的正使才正九品,几乎跟如今的居委会主任一个级别,它还能有多大作为呢?因此,《明史·职官志》上说:“凡祭器、册宝、乘舆、符牌、杂器皆会则于内府”。如此,明代的玉器制作实际上就全部收归内府掌握了,明代特色的宦官政治从玉器身上也可见一斑。

内府由太监掌管,分为十二监、四司、八局,就是所谓的二十四衙门。负责玉器制作的是十二监里的御用监,而御用监制玉的方法一为使用隶属于自己的“官匠”,一为与已经蔚为气候的民间玉作坊合作,外包业务。那么这里,就要说一说“官匠”。明朝号称“恢复华夏”,在礼制、衣冠上“尽复唐礼”,可在对工匠的役使和管制上却继承的是元朝落后、野蛮的方法,就是“匠户”制度。元代为便于强制征调各类工匠服徭役,将工匠编入专门户籍,称为“匠户”。子孙世代承袭,不得脱籍改业。明代沿袭了元代的匠籍制度,将人户分为民、军、匠三等。其中匠籍全为手工业者,军籍中也有不少在各都司卫所管辖的军器局中服役者,称为军匠。从法律地位上说,这些被编入特殊户籍的工匠和军匠比一般民户地位低。他们要世代承袭,为了便于勾补还不许分户,且轮班匠的劳动是无偿的。匠、军籍若想脱离原户籍极为困难,需经皇帝特旨批准方可,身隶匠、军籍更是不得应试跻于士流的。到了清代顺治二年,持续了四个半世纪的匠户制度正式终结,匠人才获得自由身份。御用监自己制作的玉器就是由其控制的“匠户”里的玉匠来生产,剩下的那些玉器就发包给民间的玉作坊去完成。

明代,民间的制玉业已经非常发达并集中于苏州。这种发达有一个时代背景,就是:明代并没有直接统治西域,和田玉料主要来源于朝贡和交易。有趣的是,在史料记载中,西域来的“贡玉”堪用者不多,而押解“贡玉”而来的使臣却随身带有大批“良玉”私下出售。朝廷无可如何,索性允许玉料自由贸易,这就给民间玉作坊的发展解决了原料问题。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里说:“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陆子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涌现出来的苏州名玉工代表,正因为他并非是御用监直接管辖的“匠户”,才能有执意署名的余地,如果他是“匠户”里的一员,一样会在第一次署名时就人头落地。

《天工开物》记载:西域玉石“经庄浪入嘉峪而至于甘州与肃州,中国贩玉者至此互市而得之,东入中华”。嘉峪关见证了整个明代的玉石贸易

清代制度几乎全盘来自于明代,制玉也一样,绝大部分由内廷掌控。内廷机构如养心殿造办处、如意馆都设有玉作坊,直接制作玉器。但清代大宗的玉器生产则也是外包,外包的生产基地就不再局限于苏州一地,苏州、扬州、江宁、杭州皆是。当然最著名的还是苏州和扬州两地,所谓“天下玉工出苏扬”。因此,直到今天,苏州、扬州两地都是玉器制作的重镇,“苏州工”代表着最高的工艺水平。而这两地民间对玉器的认知也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在那里的古玩市场上,遇到高品质明清古玉的几率也远远大于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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