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国和它的玉:第三帝国

2016年12月27日08:20:55 发表评论 5,345
摘要

因此,虽然清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非汉族建立的全国性政权,但我们不应该把它和元同等相视。而应该把它与明朝连起来看待,作为第三帝国的后半段。等到1911年,清末帝溥仪逊位,中华民国正式接管全国,第三帝国结束,中国的帝制时代也就此落下帷幕。

公元1367年,刚刚在应天府(南京)登基,定国号为“明”的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挥师北伐。第二年,明军即攻入大都(北京),元政权北撤大漠,太祖改大都为顺天府。自此,明成为又一个夺取天下的统一王朝,是为第三帝国的开端。

一、明朝的基因

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真正的、名副其实的草根皇帝。《明史·太祖本纪》里说他:“至正四年,大饥疫。太祖时年十七,父母兄弟相继殁,贫不克葬。里人刘继祖与之地,乃克葬,即凤阳陵也。太祖孤无所依,乃入皇觉寺为僧”。据此,朱元璋岂止草根而已,是最最穷苦、最最凄惨的社会底层:十七岁家人全部去世,穷得要靠乡亲送地才有坟下葬。堂堂大明王朝的祖陵居然是施舍来的。家人入了土,他一个人无以为生计,进庙当了和尚。这个记载,一方面说明朱家真的是赤贫无地佃农;另一方面也说明,朱元璋大概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合格农民。否则十七岁的壮劳力给别人去当佃户,也不至于无法生存。

第三帝国和它的玉:第三帝国

明 “子刚”款合卺杯

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历史上有两个草根开国皇帝:一个是刘邦,另一个是朱元璋。其实从出身上,明太祖真的无法和汉高祖相比:汉高祖大小是个基层治安官,朱则完全是中国两千年农业社会里,最典型的一个社会小分子。这在中国历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异数。如果不是元代施行的种族政策,把原南宋汉人全部置于最低贱阶层,间接打破了汉人社会原有的阶层结构,最底层的朱元璋应该是没有做皇帝的可能的。

但是毕竟时势造英雄,曾经走投无路的小和尚当了皇帝,建立了大明王朝。应该说,一个王朝的性格、气韵通常是由开国君臣的出身、气质来决定的。既不同于大汉君臣的集体技术官僚出身,也不同于大唐君臣的集体中高级军事贵族出身,大明王朝的创业团队,是以一个底层农民为核心、一群高级知识分子为骨干组建的。这个团队结构无疑是奇特的,在历史上独一无二。实事求是地说,是一种注定拧巴的逻辑。因此,这个团队构建出来的明王朝体现出一系列的奇葩和矛盾。

  • (1)它出现的非主流“问题”帝王比任何一个朝代都多。在别的朝代出一两个此类皇帝都足以亡国,但大明却胜似闲庭信步般地把它变成了一种常态,踏踏实实地存在了276年,比西汉还要长。
  • (2)从文化和社会风化方面看,明代的思想管制可以说超过了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它的意识形态完全按照程朱理学严格构建,按理说,应该产生一个充满了高端文化产品,正人君子充盈于世的社会。可惜的是,明朝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的印迹是“小说”的时代:被称为“小”说,就证明这在古代是不上台面的文学形式。更不堪的是,明朝士大夫阶层的整体风气是虚伪和淫荡的,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品类“艳情小说”就在明代发轫并鼎盛。明代还以“男风”最盛著称于史,士大夫们在性的问题上完全与“理学”给他们的教诲背道而驰。
  • (3)还有经济上:明的人口、可耕地、农业及主要副业的生产技术都超过了前代;它还结束了厉行近两千年的铜质货币本位,建立了银本位。这一切都应该使它成为一个经济发达、国库充盈的国家。但是,现实情况是:它的经济总量和经济活力远不及宋;它的政府经常出现财政恐荒;最后因为大规模的饥荒而造反遍地、国祚终结。这种种的矛盾都应该归源于明初时,建立明朝的这个结构奇特的团队,与它的内力作用,以及在这些内力作用下,明王朝进行的架构选择。

 

二、所谓复“唐礼”

从开国到终洪武一朝,太祖朱元璋一共做了这么几件决定了明王朝性格和底色的事情:

  • (1)复唐礼,沿元制;
  • (2)定科举“八股”之制;
  • (3)革中书省,废丞相;
  • (4)封王建藩。

首先是复唐礼,朱元璋君臣以驱逐鞑虏号召天下,因此将蒙元逐回大漠后必然要恢复华夏。这个“华夏”他们选择的是第二帝国的唐,而不是第一帝国的汉。这又一次证明了,能不能代表华夏正朔不是由血统决定的,而是由文化的核心取向决定的。在14世纪的明初人看来,李唐一路继承的是华夏的文化基因,因此它可以代表华夏正朔,他们身上的胡人血统可以忽略不计。别忘了,明人本身就是推翻异族统治而建政,在此特殊背景下,这种选择表达出的文化含义就更为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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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 玉灵芝式花插

明开国定制复唐礼,包含了朝廷的典章制度和舆服体系。正因为复的是唐礼,所以明代的服装实际继承了很多由南北朝而来的“胡风”。比如它的公服及常服,从皇帝到百官,全都是从唐朝继承下来的幞头(乌纱帽)、圆领衫和靴子,这些都是南北朝时胡人的穿着。甚至到了明英宗以后,连一国服装的最顶层——皇帝的衮服,都从深衣的交领,改成来自“胡服”的盘领了。所以,那种所谓明代服装是最正宗“汉服”的说法,可以休矣。“汉服”是随着华夏文化的发展与融合而不断变化的,绝不能拿它来构筑民族主义的藩篱。

 

在复礼这个问题上,提供主要意见和最终操刀的,一定是开国团队里以李善长为首的高级知识分子们。因为这是个太专业的工作,就如汉初定个朝仪都必须是博士叔孙通干一样,这么重要的学术性问题,肯定不是朱元璋自己能干的。因此这个复唐礼,很可能只是作为庙堂之制,必须高高供起来以显示新朝代也是“根红苗正”。它很可能并不是朱元璋关于国家统治的真实核心思想,他的真实思想反而是隐藏在技术层面的,就是最基础的社会管理手段。

在这方面,太祖采用的却是由蒙元创造的,华夏王朝从未使用过的方法:就是我们在本编第一章里说的“户籍”制度。明将人户分为民籍、军籍、匠籍三等。匠、军籍若想脱离原户籍极为困难,需经皇帝特旨批准方可,身隶匠、军籍是不得应试跻于士流的。因此,籍的意思是指一个人的出身,我们现在填各种表时都要填“籍贯”一栏,这个词就起源于明。它不仅仅是老家的意思:“贯”指老家,“籍”指所属的是民、军、匠里哪一籍。籍贯的全部含义是“哪里人,是干什么的出身”。

这个制度的特点,就是把人的职业和地位固化下来,不要发生改变。对于希望可以简单实现管制的人来说,这无疑是最便捷的思路。因此,草原民族的元朝统治者选择了它,农民出身的朱元璋自愿地继承了它。因为我们知道,自古农耕文明赋予农民阶层的天性,就是不愿意面对复杂结构,更不愿意面对善变局面的。但是,这个制度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它把社会人员的流动性,尽最大努力屏蔽了。这虽然保证了一种稳定,但也扼杀了活力。作为最重要经济要素的人,一旦他们的流动性被完全扼制,必然只能形成一种封闭的经济,而非开放式的经济。因此,就注定了明朝的经济会越来越僵化。

三、八股流弊

明初定本朝科举制度,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完全抛弃了唐、宋的传统。唐及宋的科举,首先并不是应一科,而是多科可选。唐的科包括: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算、明字、制科。从名字我们几乎就可以看出,唐代科举的设计原则,就是要选拔多种人才,既要有思想精深的理论工作者,也要有各种实操型专业技术人员。这里面地位最高的是秀才科,它的考试科目是“试方略策五道”,就说明这一科直接就是用来选拔战略级人才的,因此中者稀少。后来,唐的科举主要是“进士科”,它的考试科目经过了两次变化:早期是“时务策五道,贴一大经”。这个是要选拔既有一定理论水平,又善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人才;天宝间行试诗赋之制,专尚文辞,人称为“辞科”;唐后期以诗赋为第一场、论为第二场、策为第三场、贴经为第四场。

第三帝国和它的玉:第三帝国

玉镂雕葵花式杯

很明显,作为朝廷选官主要途径的“进士科”:当它重实干能力时,唐朝逐渐攀上了实力的顶峰;当它变态到只重写诗能力时,唐朝就被“安史之乱”给腰斩了;在它把实干又捡起来,但依然排在文学之后的岁月里,唐朝就处在它那半死不活的后半生。从唐的标本就可以活生生地看出:科举的设计,对一个朝代气质和命运的重要性。宋代科举设了比唐代还要多的科,但是最主要的也是“进士科”。它的考试科目跟唐代后期类似(除了王安石变法的短暂时期外):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贴《论语》十贴;对答《春秋》或《仪礼》墨义十条。

那么明朝的科举设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最为熟知的俗称“八股取士”——不再分科,只有一种考试。考试的科目就一种:以“四书义”作“八股文”。这个“四书义”,就是程朱理学下对四书的注疏。这个设计明显是:出自开国集团里大知识分子之手,而又合于太祖之意的。因为南宋以后,程朱理学成为学术主流,那些开国集团里的知识分子必是从小浸淫其中。他们设计考试制度当然出不了程朱窠臼,而太祖之天性又似乎偏于简单而好控制的制度设计。但是,这样一种科举设计,它带来的就是以下后果:首先,思想桎梏而僵化,最后走向虚伪甚至变态;其次,只能批量产生应试型的空谈家,无法制度性制造技术官僚,整个政府的行政能力日趋下降;再次,文学完全退出科举,必然造成整体士大夫阶层的非“文人”化,于是才有了小说成为主要的文学成就。

四、皇权登顶

洪武十三年,即公元1380年,权倾洪武一朝的左丞相胡惟庸因谋反伏诛。10年后的1390年,胡案余波再次发酵,太祖严令肃清逆党,由此被诛杀者前后达三万余人。被认定“胡党”而受株连至死,或已死而追夺爵位的开国功臣,有前左丞相、韩国公李善长,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永嘉侯朱亮祖等一公二十一侯。就此,朱元璋背负上一个“杀戮功臣”的历史恶名。这一切,其实是明朝创业团队那个非正常逻辑的结构结出的恶果,也是这个结构对于自身悖论的一个最终了断。

以此为契机,朱元璋出手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让相职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从此明、清两代皆以大学士充相任,实际只是皇帝的大秘书,代表皇帝指导六部工作而已。明代大学士的本秩始终只有五品,就是因为,太祖最早设此职,就是拿他们当秘书看待的。从此世间唯有“阁老”或“中堂”,再无真职实权之相,制衡君权两千年的相权终结于明太祖之手。

为什么这个终结会发生在朱元璋之手呢?就是因为:以一个底层农民而领导一群大知识分子,是一个极为不可思议的权力结构。创业成功后,这就一定会形成极不平衡的状态。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的情况出现了:创业的核心骨干李善长、胡惟庸居然谋反,而且最后被朱元璋杀了。这就好比说,萧何、曹参居然会谋反,然后居然又被刘邦杀掉一样,让人觉得荒谬。但它实实在在地在明初发生了,由此折射出明太祖“杀戮功臣”背后的深层原因,也由此奠定了明朝后两百多年的政治格局。

这个格局总体说来就是:相权没有了,君权再无人可制衡。朱元璋为他的子孙做了一个“皇权至大而无人可挑战”的制度保障。那些臣子们看似风光,其实在君权面前,不过是一个个可以随时被扒下裤子打屁股的角色。终明一代,看似跋扈的“权臣”和“巨阉”,从严嵩到刘瑾、魏忠贤,最后在皇权面前都不过灰飞烟灭。由此,大明王朝进入了一个悖论似的模式:因为皇权太大,以至于有没有皇帝都行。

在太祖的设计下,大明王朝由一个至上皇权下加一部官僚机器构成,只要紫禁城里有一位代表皇权的皇帝存在,庞大的官僚机器就可以自动运转。因为有实力制造变化的相权没有了,天下是单极的,单极结构就可以依靠惯性运作。至于那位代表皇权的皇帝,确实上不上班都行。所以,明朝的皇帝们一再刷新着最长时间不上朝的纪录,而他们的国家照样运行。这些不上班的大明天子们,可以尽情钻研自己的爱好:他们中间不但出了恋爱专家;还出了职业道士;最高潮的是,连专业木匠都涌现了出来。而历史给予大明王朝最大的黑色幽默却是:等到它终于出了一位天天上班、堪称劳模的崇祯皇帝,王朝崩溃了。

 

五、封王建藩

硬币都有两面,既然明太祖与那些创业团队里的功臣元老们,处于一种矛盾的结构中,他就必须扶植出一股与他天然一体、逻辑通顺的力量。这一点上,他遵循的依然是农民的本能:相信血缘。于是,从第二帝国起,在中国历史上消失了几百年的封建藩王制度,在明初又出现了。这是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军事贵族出身的唐、宋开国皇帝,给自己王朝选择的都是弱宗室、强大臣路线。这两朝的封王徒有王名,既不能领朝政又不能就藩,不过在京城食邑而已;农民出身的明太祖选择的正相反,强宗室、弱大臣。

朱元璋不但把儿子们都封了王,还让他们手握兵权,各守一边。其实这很好理解: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们,他主要依靠的人际关系是自己的同学、同事、朋友;生活在农村的人们,很明显,最为依靠的是血缘和亲戚关系。当然,朱元璋能从一个底层农民变成开创基业的帝王,绝不是凡人,历史的经验教训他还是清楚的。因此他虽然封王建藩,但并没有真开历史倒车。会导致诸侯割据的权力,他并没有让自己的儿子们获得。他只是给了儿子们一定的统兵权,让他们充当对抗北元的军事前锋,而没有给他们在封地的政治统治权和经济权力——明初的藩王只有王府并没有土地。

但是,单单给的这一点兵权,最终还是惹出了乱子:燕王朱棣就靠这一点点兵权掀起了巨浪,最终占据了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像历史上所有夺得皇位的人一样,从哪里得到的就要防止别人也从那里得到,成祖削去了藩王的兵权。但太祖留下的政治结构已定,拿去了藩王的兵权,就要从另外的地方给他们实惠,绝不能让他们退化成唐、宋的可怜宗室。

第三帝国和它的玉:第三帝国

金枝玉叶——梁庄王墓出土的明代玉器

从明仁宗开始,亲王就藩而给赐庄园田土成为定例,一套以王府为单位的赐田制度逐步形成。皇帝的儿子,只要没有成为太子就会被封为亲王,这个亲王到了一定年龄,就会离开京城到他的封地就藩,于是一个王府就诞生了。亲王们还要生孩子,他们的孩子也要生孩子,后面这一代代的孩子怎么办呢?大明王朝选择的是全都管:亲王长子为王世子,继承亲王之位,其他儿子封为郡王;郡王长子继承郡王王位,其他儿子授镇国将军;再往下,郡王诸孙授辅国将军,诸曾孙授奉国将军,四世孙授镇国中尉,五世孙授辅国中尉,六世孙以下皆为奉国中尉。

从下页的明王宗室荫封示意图可以清晰地看出,从亲王往下繁衍,一层一层的荫职,构成了一个个完整的王府。如果从第二层开始,再把可以衍生出的子系统都加上去,这就会是一个无限复杂的复式金字塔体系。而这个复式金字塔体系,看上去完全是个传销的结构。最可怕的是,它与传销一样,每一层都消耗着经济资源,最后给明王朝造成的恶果,就像传销给社会造成的恶果一样。

明代,受封的亲王共62个,其中受封又建藩的50个,也就是明代曾经有过50个这样的传销体系。当然,这些王府不可能全部长期存在,有的因罪而削爵,有的因无后而府除,与明朝同终结的共28府。但是,消失的那些王府的田地,并没有还于国或还于民,而是转赐于其他王府。所以,明朝始终存在那总体量50个的传销体系,此国之社会与经济最后会病态到何种程度,可想而知。

六、亡于宗室

这些传销组织式的王府,到底对明帝国造成了哪些伤害呢?我们先用三个实例看一下它占田的规模。

  • (1)万历十七年,神宗的弟弟潞王朱翊镠就藩河南卫辉府,神宗把他的叔叔,景王朱载圳死后留下的四万顷庄田全都赐给了潞王。
  • (2)万历四十二年,神宗第三子福王朱常洵就藩河南,行前奏请庄田四万顷。当时实在没有那么多的田了,最后群臣力争减为两万顷,并由河南、山东、湖广三地为他凑地。
  • (3)福王还有三个弟弟,端王朱常浩、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天启三年他们分别就藩于陕西汉中、湖广荆州和湖广衡州,行前各赐庄田三万顷。

从这里可以看出,至少到嘉靖以后,一个亲王就藩的正项赐田就达到平均三万明代宗室荫封示意图:顷。这样,全国28王府的本项赐田就合计84万顷,且都是最好的耕地。万历十年,大明全国耕地总数为744万顷,仅王府正项赐田就占了全国耕地的11.29%。

但这只是宗室王府所占田的一部分,另外还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王府组成部分里,除亲王以外那些有封爵宗室的赐田。在洪武九年就定了这些宗室的赐田标准:“郡王诸子年及十五每位拨给赐田六十顷,以为永业,并除租税。”洪武九年已经给到了60顷/人,可知到了近两百年后的万历朝给的只可能更多,不可能减少。隆庆初年在玉牒中见存的亲王、郡王、将军、中尉以及未名未封者,共计28491人。这里面就算只有10000人是达到赐田资格的,即使只按洪武九年的标准来赐,也需要60万顷。也就是说,又有至少8%的可耕地是属于王府的。

王府占田的另一个来源是夺占和投献,也就是王府直接取之于民。这两种行为,一个是直接从民户手里抢夺田土,一个是民户出于逃避赋役的目的,主动把自己的土地献给王府。从法律上,这两者都是明令禁止的,但却从未能制止过,反而愈演愈烈。因此,一方面它们的数据是无处可查的,另一方面又必然数量不少,甚至比王府自己的合法赐田只多不少。万历年间,四川巡按御史孔贞曾有奏折,称蜀王府庄田占去了成都府平原的十分之七,想来里面大部分是占夺或投献的民田。

因此,以上三项来源加在一起,认为明代宗室王府的田地,占了全国耕地的30%以上是绝对可靠的。鉴于王府庄田都是上好的肥沃土地,从农业生产率角度说,王府占了全国农业生产能力的50%只怕也不为过。

宗室王府的占田到底有什么样的危害,值得我们如此研究?这个危害的根源就藏在上面洪武九年的那个赐田标准里——“以为永业,并除租税”。不但地永久归王府所有了,而且这些土地上的所有产出都是王府的,与中央政府一文钱关系都没有。王府每多一顷地,明朝政府就少一笔收入。说得再透彻一些,如果把大明帝国比喻成一个公司,明太祖封王建藩这个顶层设计的实质,就是损公司之利以肥股东家族。作为一个整体,明朝宗室基本都能过上富足、奢靡的生活。朱家只要保持旺盛的生育能力,结果就是宗室越来越富而国家越来越穷。

这个穷是两头穷,不但政府穷,百姓更穷。原因很简单,王府的田地大部分是从百姓手里抢来的。这个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上面说的王府自己抢夺,另一种是皇帝帮王府抢夺:理论上,皇帝给亲王的赐田都应该出自“官田”,但实际上,自从亲王越来越多而赐田数量越来越大以后,官田早就不敷其赐了。到明中后期,往往皇帝赐一亲王田土要数省来凑,名为“括田”,官田无可括后便自自然然地括向了民田。每一次亲王就藩都会伴随着大批自耕农丧失土地,大部分就此沦为王府佃户,自然越过越穷。当明代的王府占田发展到一定规模后,结果必然是:一边国库空虚;另一边失地农民剧增、民怨沸腾。久之,国乃不国。有史学观点认为“明亡于宗室”,实非虚言。

七、清继明规

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明思宗自缢于煤山。不久清军入关进占北京,再到1662年,清军终于扫平了整个南方,南明灭亡。清捡了历史第一大“漏”,成为了继明后的再一个统一大帝国。因为是捡漏,清朝并没有做好治理天下的准备。好在明朝有现成的典章制度,明朝的大臣们,也是以批处理的方式集体降清。这样,清朝就既有资料,又有熟手。其他的朝代更替,大都是在上一朝的废墟上盖新房,清朝却是直接住进明朝的屋子,新朝就开张了。

除了逼着天下汉人把头剃了,把衣服式样换了,清朝的意识形态、礼制、官制、行政区划、科举制度、赋税制度全部照抄大明。连明朝官常服上标识文武品级的绣纹,都被清朝几乎原封不动地搬到了正式朝服上,就是清朝著名的“补服”。

因此,虽然清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非汉族建立的全国性政权,但我们不应该把它和元同等相视。而应该把它与明朝连起来看待,作为第三帝国的后半段。等到1911年,清末帝溥仪逊位,中华民国正式接管全国,第三帝国结束,中国的帝制时代也就此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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